德国纳粹时期《历史杂志》的纳粹化

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科,历史学应在关注现实和服务现实的同时,不屈服于现实。德国长期以“科学”和“独立”著称的《历史杂志》,却在纳粹上台后逐渐转向纳粹化,在经历过“主编易人风波”后,更是通过提升主编权力、改变办刊宗旨和增加纳粹主题刊文数量的方式,完全屈服于纳粹政治,沦为纳粹的附庸。在此期间,由于杂志刊发了一些纯学术和批判纳粹类型的文章,后世学者往往把它看作“消极抵抗”的代表。事实上,这种行为只是杂志号召历史学家为纳粹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不能被视为抵抗纳粹的证据。《历史杂志》的纳粹化对德国社会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仅助长了德国的反犹主义行为,美化了纳粹的侵略行径,而且降低了德国传统政治史学的权威性,削弱了杂志自身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使其丧失了在全球史学界原有的地位。     

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经历了保守叙事、批判叙事、新修正主义叙事、"受害者"与"抵抗者"叙事四个发展阶段。隐藏在此进程背后的是历史学家们史学良心与政治使命的纠葛。经过七十余年自我拷问式的思考,德国历史学家们最终通过政治使命的升华,实现了二者的完美契合。     

《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正(《史学集刊》2019年第6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     

对纳粹暴政与德意志历史最早的反思——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与纳粹主义研究

德意志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反思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而是早自1933年就开始了。只不过,它不是由当时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德意志人,而是由一批逃出德国、流亡国外的德意志人开始的。美国高校接纳的德国流亡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最早开始了反思。这场反思不仅影响了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影响了战后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政策和“民主化”的改造行动、联邦德国的经济重建以及德意志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深刻反思。战后德意志社会的这场全面深刻的反思,正是在流亡美国的德国知识精英们所构筑的思想平台上进行的。     

联邦德国战后的史学反思——评孙立新等著《联邦德国史学研究》

正一般认为,联邦德国(后文简称为"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思和日本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在认罪态度和认识深度方面,相较日本,德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肯定和积极评价。但实际上,二战后,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纳粹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充满变数。特别是在德国历史学界,激烈的争论不仅伴随着战后的史学发展,也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史学的研究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孙立新、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和范丁梁的《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     

联邦德国“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批判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德国部分倾向于民族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和自由作家连续发表著作,力图打破"禁忌",颠覆左派"知识霸权",重新解说德国历史,特别是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纳粹主义"历史化"、纳粹罪行"相对化",在"卸却负担的"历史观的基础上,构建"有自我意识的"民族认同,恢复德国传统的大国地位。"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虽然只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股"逆流",但有较深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必须予以认真对待,严肃批判。     

近现代以来欧美社会变革与稳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9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西欧北美研究室承办的"近现代以来欧美社会变革与稳定"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计五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其中有19人作了会议论文报告。与会者围绕"近现代以来欧美社会变革与稳定"主题展开深入探讨。欧洲研究所裘元伦研究员作了《如何在大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以德国为例》的报告,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具体改革措施:政治改革将德国从封建军事专制国家和纳粹独裁国家改造为民主国家;经济改革将第三帝国的统制经济     

反纳粹运动中的歌德勒团体及其对德国后希特勒时代的治国构想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取得政权,到1934年8月,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便完全按他自己的意旨,将民主多元的威玛共和国转变成一党专政,完全依领袖意旨行事的所谓“领袖国家”。无论在内政上如破坏宪法及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干预教会、迫害犹太人、迫害政治思想异己者、迫使全国之政治机构及一切政治及社会组织,包括学术及艺术活动,都得与纳粹政府及其意识型态一体化以及在外交政策上不顾国际规范,以牺牲国民整体经济的方式建军,最后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整体的命运为赌注,以达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计划等等,都引起了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反对或起而反抗,因此在全国各地都隐藏了不少反抗人士及小团体,甚至在军中及文官体系内也不例外。歌德勒团体便是诸多性质不同的反纳粹团体中的一个,该反抗团体基本上由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组成,歌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是其灵魂人物,主要成员有哈塞尔、波比兹、叶森、凯萨尔、罗希勒和赫曼凯萨尔等。歌德勒团体进行了一系列反纳粹活动,并构思了后希特勒时代的治国蓝图,包括未来德国的内政及宪政体制、经济与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     

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与再教育

二战后美国占领政权通过历史反思与再教育实现了西德民主的再造。其中历史反思主要包括: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去中央化和去垄断化;而再教育则通过黑、白名单的制定,彻底结束了德国人认知当中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对文化政策的提前计划与政策准备。它们使德国人意识到,宽容和责任意识对于民主制度是多么重要。     

贿赂与掠夺——读格茨·阿利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掠夺、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了近70年,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传统以及希特勒个人因素等诸多方面探讨了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但有些问题至今仍然研究不足,比如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何以在一个文明国家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可?这种群体暴力到底依靠什么样的心理基础与经济条件作为支撑?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G?tz Aly)推出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①一书,运用翔实的统计学数据研究了纳粹主义、种族战争与经济意图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纳粹把从犹太人、富人及占领区掠夺来的财富不仅用于维持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用于着力提高德国公民的经济待遇,以此换取了德国民众对大屠杀的默认与合作.     

国会大厦的透明度

1990年,东、西德统一,德国人想建立一个地标,以作纪念。他们抚心自问：经历过数十年的政治争斗、战乱、分分合合的折腾和苦难之后,归根究底,什么才是自己民族的核心价值？ 反复思量之后,他们最终认为,经历过纳粹和专制独裁统治期的黑箱、密室政治,阳光之下,“高透明度”的政治,才是他们最最应该珍重的价值。     

制度转型的多样性因素及关系分析——魏玛共和国和联邦德国民主试验的经验比较

民主政治制度的稳定运行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稳定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魏玛共和国民主试验的失败是其制度设计上的重大缺陷、经济上的失败及政治文化转型迟滞的复合性后果,而联邦德国民主制度的成功运作,则得益于它精致完备的制度安排、成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努力培育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因此,制度转型与文化转型具有内在的深层互动关系,政府效能和合法性与政治文化特质高度关联,而文化转型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长期过程。     

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

1986—1987年,联邦德国就纳粹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是否独一无二以及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等问题,发生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争"。这一争论的爆发和推进是联邦德国历史学学科内外复杂语境作用的结果。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第一,联邦德国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围绕新的历史政策展开的讨论;第二,历史学内部的分裂和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竞争;第三,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代历史学家在学科和职业的自我认知上的共性与分歧;第四,大众新闻媒体作为活跃的争论平台的介入。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争论的中心议题、发展轨迹、阵营形成和论战氛围。在这场争论中,历史学家的个体性与职业性、历史学的科学性与社会性、史学争论的学术性与策略性构成了一个紧密交织的整体。     

是战争的失败，更是意识形态的失败

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德国彻底拖上了纳粹的歧路。1939年,希特勒闪电战袭击波兰,悍然发动二战。战争初期,纳粹德国所向披靡,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等纷纷成为其囊中之物。与此同时,以戈培尔为首的纳粹宣传机器大肆鼓吹“种族优秀论”,为对外侵略扩张和种族大屠杀推波助澜。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试论纳粹大屠杀及其对犹太民族和文明的影响

本文所说的纳粹大屠杀(Holocaust)特指希特勒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杀戮。由于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种种复杂原因及其互相交错,反犹思潮和行动早在公元前就已产生,在中世纪的欧洲更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有组织的行动。到了近代,一波接一波的反犹恶浪又在俄国和东欧肆逆,使犹太人“不仅遭到一个无权的民族所遭受的一般的经济和政治压迫,而且还遭到剥夺他们起码的公民权的压迫”。然而,与纳粹大屠杀相比,所有此前的反犹活动都显得相形见绌。     

微言

<正>@凤凰网历史:【美国政治学者谈一战: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更残暴】一战的历史教训是:民粹完全可以是民主的结果;民意民主激荡下的残暴,反而让老派政客的计算、节制、分寸感显得仁慈。一战结束后被战胜国民粹情绪左右的《凡尔赛和约》,硬生生地将德国逼上纳粹的军车。@宋有木兮鑫有金:拆工业、占鲁尔区,凡尔赛条约其实就是提前25年的宣战书……@文亭1588:其实,元首在他们的政治遗嘱中说的清楚,他打仗都是被"犹太金     

一周人物

德国纳粹战犯埃里希·凿罩克于上周去世，但其似乎“死无葬身之地”。意大利、阿根廷和德国部反对为背里克提供耀地。普里克的德国家乡官员也担心其染地成为新纳粹参拜圣地而不愿接收他。     

德国1945年前政治与经济不同步发展原因探析

德国１９４５年前政治与经济不同步发展原因探析吴友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同步协调发展,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１９４５年前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与经济一直处于不同步发展的状态。政治上主要是反民主的容克封建保守势力、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