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崛起原因探析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史坛沉寂了30多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犹如狂飘骤起,气势非凡,取得了可喜成就,闯出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近十的走出低谷的史学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史’旗帜下获得的。人们稍加留意即可发现,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于社会史研究方面。”‘’‘因而被一些知名学者誉为中国史坛“光彩照人的奇葩”,和文化史一道,是中国史学“奋飞的双翼”。中国社会史研究在新时期的再度崛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势所必然。它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首届评奖启事

［按］郭沫若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史学研究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对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国学术界和国际上都享有崇高的荣誉。设立“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不仅是为了纪念一代史学宗师,更重要的是鼓励广大史学工作者继...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

“社会史的形成和把它划分为科学历史知识的独立领域都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当代史学领域内这一巨大变动,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日趋“下层化”和“大众化”。“社会史”的兴起,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     

论马克思的社会史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形成——兼论宏观理论与专题研究的关系

宏观理论体系与专题研究的关系,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近年来新兴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中,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史学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提倡宏观理论体系研究会限制或阻碍社会史专题研究的深化,认为“不宜过多地去考虑构建体系和框架”。①因而,中国社会史学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两个偏向:一是理论研究的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

关于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始终存在争论,主要的分歧在于,社会史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还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本文指出,我们应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而不应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史研究的庸俗化;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研究,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把社会史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联姻,是尤需警惕的倾向。     

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怀特的《玄史学》

“玄史学”［Ｍ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是海登·怀特杜撰出来的词汇。这个词的构词是比照“玄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而来的。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助手们的帮助下,曾就人类知识的各学科分门别类地写过专著。他还写了一部著作,不探讨各种学科的具体知识,而探讨万物的本源和主宰万物的各项基本原则。这部著作原没有标题,后代学者在编辑亚里士多德著作时为之加了《玄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这个标题,意为“在物理学之后的著作”［Ｍｅｔａ［在……之后］＋ｐｈｙｓｉｃｓ［物理学］）,因为这部著作恰好排在…     

史观取向与理论属性--霍布斯鲍姆整体社会史思想探论

整体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属性与史学观念的价值取向是霍布斯鲍姆新社会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构筑了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就融合其社会历史观、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一体的史学理论与实践来说,他关于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邃见解,体现了其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史学观念价值。通过细致解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厘定其整体社会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史学价值目标和学科特性。这种整体社会史的理论架构就是借助结构模式与综合分析,构筑整体的社会历史。     

学习侯外庐先生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侯外庐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突出的贡献,正如白寿彝师指出的:“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它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著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①侯外庐先生的历史研究方法论,是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的内在条件,这里,我想就学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繁荣和发展的标志之一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高潮迭起。然而,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当代社会史或包括当代社会史在内的中国社会通史问世。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者要以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延安、重庆两个中心,因政治环境、革命任务、个人治学领域等诸多因素的作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显示出明显的偏重。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上承社会史论战的发展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体现出与此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思想史的研究则直接缘于社会史研究的成果。     

中国社会史的发展与英国新社会史:若干比较与思考

中国社会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且不说古代史书中有关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的丰富记载,单就近代史学而言,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就呼吁要研究“群学”,第一部社会史专著(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也于1911年出版。从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有影响的社会史著作不断问世。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社     

多学科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自1 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开始倍受瞩目。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二、三年时间里,区域社会史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除历史学者以外更多学科学者的关注,相关著述和论文也层出不穷,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繁荣局面。一批以“新史学”“新社会史”冠名的学术新成果,更昭示和代表了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国内外学者在各自的学术实践中已达成了如下共识:中国社会史研究要取得新突破,必须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重视地域差异,进行分区域的个案研究,努力从本土化的研究中构建不同区域的理论体系与解释模式,进而做跨区域的比较研究,…     

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与南非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在20世纪70年代反种族隔离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南非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尤其以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最引人注目。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洲整体史学的影响,同时呈现自身的鲜明特色。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积极倡导“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书写,以史学作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工具,努力唤醒黑人民众对自身处境和历史使命的认识。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极大地推动了南非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当代南非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深切的现实关怀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南非史学研究。     

一本全面反映吕振羽史学成就的评传——《吕振羽评传》评介

吕振羽是我国继郭沫若之后,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位开拓者。从三十年代前期起,他就先后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简史》等开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为我国马克思主     

社会变动中的群体与个人——新微观史学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新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社会史的各个领域,其史学思想对各国史学研究都具有广泛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史学”本身亦综合发展,其包容度日益扩大,产生了诸如计量史学、即时史学、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心态史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国名心态史学家伏维尔甚至称心态史学为“长时段的优势领域”。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的心态史学中,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读燕永成博士的《南宋史学研究》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苑中,宋代史学尤其是南宋史学无疑是最为夺目的一支奇葩。史学大师陈寅恪曾对宋代史学评论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2页）邓广铭赞扬宋代史学说：“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邓广铭、漆侠：《宋史专题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