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籍中的"小云南"

"小云南"移民问题是目前社会和学术界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众说纷纭。本文经过梳理部分明清史籍,认为"小云南"就在今天云南祥云县附近,并对"小云南"研究中的其他问题进行分析。     

明初移民山东的云南地望考

<正> 胶东半岛的海阳、莱阳、宁海(今牟平县)等州县皆有不少族谱记其氏族系明初迁自云南或小云南者,此所谓“云南”不可能是今日的云南省,因明初云南属大理酋长梁王段氏管辖,明朝政令不及。因此,有人认为云南为豫南或汝南之讹;有人认为小云南在今安徽境;有人认为云南在山西地;意见纷纭,     

"小云南"探源

关于“小云南”在何处的问题,一直是辽东半岛和山东部分地区广为流传的话题,对于其具体位置众说纷纭。本文依据目所能及的史料对“小云南”的位置进行分析,认为“小云南”是在明初的移民大潮中,由于乡音的差异,以讹传讹,而产生出的称谓。     

扫尽凡夫笔下尘——论高其佩及其指头画

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是我国民族史上特殊、复杂的现象。对历史上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的民族归属问题,向有争议,有的认为是满族,有的认为不算满族,还有的主张分别对待,即有的应归为满族,有的不应归为满族,如著名指头画家高其佩,多数人承认他的民族成分为满族。关于满族界说问题需要通过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取得解决,是我刊所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今后,我刊将陆续发表研究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文章。     

清朝八旗制度内部民族关系学术回顾

八旗制度是清朝历史中颇具特色的一项制度,它是一项集政治、经济、军事等为一体的社会组织,中外史学研究者对此问题均有关注,并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仅就八旗内部的民族关系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八旗内部的民族关系是不平衡的,八旗满洲处于核心地位,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次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经过近三百年的涵化,他们之间的民族界限逐渐消失,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南越国丞相吕嘉子孙宗族结局疑案探究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攻灭南越国,统一岭南。策动南越国起兵反叛汉朝的南越国丞相吕嘉,已随南越国的灭亡而被汉军诛杀,这史有明;但吕嘉子孙宗族的结局,由于《史记》及《汉书》均无明确记载而成为悬案。目前有关史学作对此问题多避而不谈,但有学认为,吕嘉子孙宗族被迁徙到了汉西南边境的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市境内)。     

八旗汉军的名称及含义沿革考释

八旗汉军是清代八旗组织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清军入关前及入关初年,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及满汉民族关系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汉军在八旗组织完善过程中,不仅晚于满、蒙八旗,甚至其“汉军”之名称也是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才定下来。而在前此汉军形成的数十年中,史学界一般只知有“乌真超哈”一名。笔者认为早在汉军单     

"八旗子弟"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八旗子弟"一词解释为"提笼架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是对"八旗子弟"内涵的歪曲,以偏概全.清代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组织,是清王朝立国、维护国家政权之本,清代八旗包括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在旗者统称为"八旗子弟".在清代历史中,在八旗子弟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为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做出了诸多贡献.     

“小云南”考

＂小云南＂在何处,国内学术界说法不一,成为山东、辽东民间寻根的一大＂千古之谜＂。通过列举历史文献中关于云南省祥云县（古云南县）即＂小云南＂的多处记载和祥云县＂小云南＂的民谣及胶东民俗,证实＂小云南＂确在云南,云南省＂独不见‘小云南’之记载＂是没有根据的。山东、山西、安徽等省并不存在具有地名特征的、相对稳定的、实际存在的、可以查到的＂小云南＂地名。古代云南人外迁,既有北向、东向进入内地的,也有南向经元江——红河航运,由越南泛海迁移的,而且走水路——海上丝路外迁者更多、也更为便捷。中国人口史是一部古往今来在互相交流中发展的历史,是各民族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共同创造光辉灿烂文明的历史。     

元镇守武昌"保定万户府"考——以万户张氏为中心

顺天张柔为蒙古政权治下的汉人世侯之一.蒙(元)宋对峙期间,张柔率部长期驻扎亳州,负责对南宋作战,亳州成为荟萃各地汉军的屯兵重地,张柔、张弘略父子先后任亳州万户,统一进行指挥.李璮之乱后,张氏失去对亳州军团的指挥权.此后,亳州军团逐渐分化出众多汉军万户,张氏嫡系部队亦被拆分.元灭南宋后,重组军队,张氏嫡系部队定名为"保定万户府",由参与灭宋有功的张柔子张弘范及其后人世袭万户.保定万户府先是驻守建康、太平,后移驻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镇戍军主力之一.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