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几件衣裳

在我老家油菜坡那地方，人们习惯把衣服称为衣裳，包括褂子、裤子、衬衣等等。从小到大，我记不清我穿过多少件衣裳，但有几件，我永远难以忘怀。那几件衣裳都是在我离开老家之前穿的，离今天至少也有20多年了，但它们的样子和颜色，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仿佛我昨天还穿着它们。     

战火中的童年

<正>1943年4月6日，我出生在山西省兴县八路军一二〇师师医院。当时给我妈妈接生的医生是陈智贞（原第七军医大学校长、开国少将祁开仁的夫人）。我后来在第七军医大学学习，陈阿姨问起我父母的姓名，我告诉她我的父亲是刘子云、母亲是潘家珍，这时她才告诉我，她是我来到世界上见到的第一个人。     

闯进神奇的玛瑙滩

对我来说，那些或神秘莫测，或扑朔迷离，或玄机四伏而又颇具一格的事物，总会使我沉静的心，变得疯狂、痴迷。于是，寻找、发现、记录、报道，常让我乐此不疲。     

北上迎刘邓

我将工作安排后，立即奔赴中原。我长袍礼帽，扮成商人模样离开武汉。徒步经黄破、麻城进大悟山，到木子店后，看到一些宣传上改的标语，我估计不远就有我们的部队了。我在木子店住了一夜。第二天，突然来了几个武装人员对我进行检查，我不敢贸然暴露真实身份，坚持说我是做生意的，要他们送我去见他们的长官。一路上，我仔细观察他们的举止言行，听他们互相称同志，还喊指导员，心中就有底了。我被送到连部后，仍坚持请他们把我送到营部和团部。这样，他们一级一级地转送我直到纵队队部。在那里，我见到了纵队政委杜义德同志，他见到我便低…     

我在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的三年——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五

<正>我从上海调到浙江，完全是由于照顾夫妻关系。浙江虽然是我的故乡，然而认识的干部并不多。浙江省委决定成立宣传部，我任副部长。同时去的还有黄源同志，他是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的，宣传部干部多是陌生人，来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识，我感到这样反而是好事，比在南京好得多，总不致于再有人会说我有“地方主义”了吧！宣传部设有理论、工矿、农村、广播报刊、科学文艺等处，     

轻松出走

“ ５·３１”不久，经常找我散步聊天 的陈元泰一天晚饭后对我说：有人介绍 他参加团结进步同学同国民党进行斗争 的爱国民主学生协会。他征求我的意见： 好不好参加？陈元泰是贺县中学比我高 一班的同学。我考进中山大学后，他很关 心我，常同我谈思想，借一些进步报刊给 我看。我也很愿意接近他。听说有那么一 个进步组织，我很兴奋，说，当然参加。陈 元泰说，那么我们就一起参加吧？并嘱我 写一篇“思想转变过程”给他。后来我才 知道，这是地下学联发展新成员一种进 可攻、退可守的办法。不久，陈元泰告诉 我，组织上看过我写的材料，…     

半个世纪前的乡村教育：南山明珠黄西沟（连载）

<正>1972年春夏之交，我在东胡村二队担任育红薯苗的技术员，还担任从本村碱土中提取碳酸钠（食用碱）、硫酸钠（皮硝），从草木灰中提取氯化钾、硫酸钾、碳酸钾的厂长兼技术员时，突然收到黄西沟大队的邀请，聘我重返学校执教。原来，自我上次离开后，大队一直努力争取让我再去。恰逢千庄公社书记换成孙希锦，孙希锦是我在梁赵上高小时的校长、老师，也曾是我母亲的下级和同事。他对我很了解，     

《歙县三十都七图虎坝山济阳江氏文书》的寻获与调查

我是从1988年开始抢救收集徽州文书的。2000年以前的收集，主要是靠我深入到徽州的各个区县、乡村以及农户家，凭机缘寻访与购买，购买时用现金支付，缺钱了，就向同学、朋友借，卖文书的人是不会让你赊账欠账的。2000年6月我调到安徽大学后，由于不经常在徽州，收集文书就主要靠他人代我收购了，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培养，彼此有些感情和交情了，许多人对我的人格和人品都有实际的感受，尤其是对我的重情、重义、讲诚信有具体的了解。这样，在我收集文书的过程中，一旦出现经济困难，钱不够了，甚至是没有钱了，他们就同意让我欠账打欠条，有时甚至是打口头上的欠条，这让我非常感动。据统计，从2001年至今，被我打过欠条的人有近10人，所欠的钱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其中欠个人最多时近3万元，合起来最多时达七八万元。这种欠钱是流水式的，旧账未清又添新账。从2001年至今，至少有五六个人，我一直欠着他们的账，其中有一位王姓朋友，我最早打给他欠条的时间是2001年7月27日，之后就一直没有断过，赎回了旧欠条又立了新欠条。考虑到有时为了立欠条找纸、找笔不方便，2003年以后，我干脆给了他一个较厚的本子，专作打欠条用。此本一直到了2012年的上半年因写满了才赎回。     

就任省劳动局长

1954年秋，我遵照省委、省府的决定，到湖北省劳动局工作。我初到劳动局时，是宋侃夫同志任局长，我是副局长。不久，政务院和省政府对宋侃夫另调他任，并同时任命我为局长，汪立波为第一副局长，唐振华为秘书主任。未见时，唐振华由我向省委、省府申请，提升为第二副局长兼秘书主任。何光远、田农、杨昌炽、程建清、刘克礼等为科长，郭久菊为人事和机要秘书。我在劳动局任职期间，正处在我们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期，劳动工作中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断发生，迫切需要学习、摸索和研究。我党指导劳动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总路线的精…     

问子

Q：找了你很久，怎么会蜗居在这个小地方？A：别看这座甫城从东门走到西门只要20分钟，但曾是一个王朝的首都，更重要的是，这里没人认识我，我可以从头开始，就像我父亲经常说的，他年轻时想要改造向己、改造世界，我没有改造世界的想法，只怨改造我自己。     

履行好双重身份的双重职责

<正>2021年12月17日，我当选为政协洪山区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同年我担任武汉市政协委员。第一次接触政协工作，我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要成为“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的指示，我认为，明确政协定位是履职的前提，这也是我从履职开始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温和

我喜欢温和的一切，我希望一切都是温和的。我希望天空是温和的，不暴烈，不阴翳。阳光四季和煦地洒照大地，冰霜消融，草绿花馨，百鸟鸣啭，心境明朗。即便是下雨，我也希望是温和的雨丝伴随轻盈的风，拂面掠额之际，带来一缕似水系情。我希望每张脸上都有温和的笑容，冷笑、讥笑、讪笑都在真诚的氛围中悄然消散。一颗颗坦然仁爱的心灵，可以温和地交流。     

中共党员长期教育帮助我的回忆

今年是建国45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45周年，在纪念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节日的时候，我回顾自己童年受的封建教育，在旧社会生活了3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这40多年是怎么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呢？可以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教育、感召、关怀下，是在负责统战工作的党内同志不断教育、帮助、推动、关怀下，一步步走过来的，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们对我的引导与关怀，使我铭记不忘。这里，我只略举两位领导同志对我教育帮助的具体事例；一位是周俊同志（解放初为宜昌市工商局副局长，领导工商联工作）。我从…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第一部分：抗日战争初期1．到胡宗南部“服务”我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入党。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党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对一月一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我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并让我在该…     

东嘎乡,我所认识的农民们──以此纪念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

在这纪念西藏民主改革４０周年的日子里，我的心早已飞回了西藏，飞回了我在那里２４年所经历的日子，飞回到和我长期相处、苦乐与共的朋友中间。拉萨西郊不远处，有一座形似大鹏的紫色山崖高耸云天，山下就是我所熟悉不过的堆龙德庆县的东嘎乡了。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我就常常在东嘎乡农民中间工作、劳动和采风，"文化革命"期间更是下放在这里达４年之久，直到今天仍然和东嘎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熟悉东嘎的每一个村落，每一片土地，我与东嘎许许多多农民包括他们家几代人都有着深厚的友谊。在将近４０年的悠悠岁月中，我亲眼看到甚至可…     

围绕参政议政搞科研

每当闲下来，回想我发表的政论文，我就会想起在省政协工作时的领导。那随着岁月流逝的往事，便会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是1988年10月以民主党派成员到省政协任专职副秘书长的。我围绕参政议政搞科研，参政议政，献计出力，并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在这些成果中，有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的心血，与他们的关怀、支持分不开。待点是“选课题”，他们都是反复帮助我研究。他们在生活上很关心我。1989年11月6日，我因癌气需动手术，组织安排我在协和医院住院，表现了党内领导对非党知识分子的关心…     

忆同端木蕻良的一次会见

１９８５年，一个晚春的上午，我接到当代著名作家、诗人端木蕻良从武昌打来的电话，我被他亲切而又热情的话语所激动，电话一放，我马上要了一部小汽车直奔他下榻的东湖宾馆。端木蕻良同我哥哥吴视（诗人）曾是４０年代的患难诗友，他们爱好相投，情同手足。可不幸的是，哥哥已于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２日病故，所以端木这次来汉特意约我会晤，以叙旧情，而这也正是我所渴望的。他鉴于同吾兄昔日之深交，欲畅叙于黄鹤楼笔会之际，以表怀念之忧。 我还是抗战时在重庆读书的时候，经常听到我哥哥谈到端木的佳作以及同他的友谊。当时我也十分欣赏…     

我对曾外祖母秋瑾成长道路的反思

我小时候常怀着好奇心向父母打听我曾外祖母小时候的故事，但总是几无所得，很是失望。长大了，我读了不少秋瑾传记才似乎明白，秋瑾以她短暂的年华，奋不顾身为革命而奔波，为救中华而割舍对自己儿女的 疼爱。因而我 外祖父王沅 德自幼少同 秋瑾在一起 生活；他６岁 就别离母亲 返回湖南，远 离外婆故里 绍兴，自然很 少知道秋瑾 少年时代的 故事。那么， 我母亲也就 更无从知晓 了。 今天，我 们纪念秋瑾， 研究秋瑾，探讨少年秋瑾的思想、性格、志向的形成及其环境对她的影响，自然是一个不可少的课题。我企图在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中我对张爱萍的救助

我今年60周岁，与新中国同龄，系江苏省第七届人大代表、江苏省南通市十一届人大代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在缅怀张爱萍上将的丰功伟绩时，我心情沉重地翻阅起他生前给我的一封封来信、一张张照片、一幅幅书法作品，触景生情，泪水涟涟。30多年前我救助张爱萍上将的那段真隋故事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亲历记

一、意外地加入了红卫兵 16岁那年（1966年），我想加入红卫兵，那年我读初三。我的一位堂叔当时是村团支部书记，劝我争取加入共青团组织，我说：“共青团那算个甚，快涣散了。如今要紧的是‘入红’，‘入红’能见到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