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

明统治者在西南土司治理中秉持了“犬牙相制”的治理方略。主要表现在将同一地域诸府州县、卫所、土司分隶不同行省管辖,从而形成西南诸省毗邻地区府州县、卫所、土司“犬牙相制”的政区地理格局。这一治理方略在明前期对于强化土司控制、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亦出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军民夷矛盾激化、省际矛盾突显、土司桀骜日甚等弊端。为此,明统治者欲通过邻省兼制、设立总督予以补救,然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部分官员提出的政区改隶建议亦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犬牙相制”遂成为影响整个明王朝西南土司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     

贵阳地名源流

贵阳地名历史悠久,从现有记载看是在贵州之后。贵阳地名是因城邑在贵山之南得名,牛成于因正式行政区划得钙贵州之前。贵阳的行政建制,约始于春秋战吲时期。贵州是朝廷在这个地方设置州郡行政区划时,取原著民所称地名“贵阳”首字来命名的。此外,贵州名还有源于“鬼方”、“矩州”、“贵竹”等诸说。从这座城市官方名称演变的情况看,贵州成为省级行政区划后,启用原地名“贵阳”作为后来的府、县名称,则顺理成章。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行政区划建设

为实现县“自治”,建立“三民主义”国家,南京国民政府对传统县行政区划进行了初步整理,形成了比较适宜的国家基层行政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是国家行政体系的主要内容。行政区划是指一定时期的政府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层次的行政区域单位,并建立相     

浅谈中国出版业的现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出版行业发展也不断提速,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如粗放型经营,产业结构失衡,行政区经济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严重的影响到了我国出版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受行政区划体制的影响,出现严重行政区色彩,制约着我国出版业打破区域壁垒,走向全国的步伐和节奏。本文通过对我国出版业出现“行政区经济”现象的原因分析,结合这种现象对我国出版业的负面影响,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对于出版业打破“行政区经济”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999年版《辞海》的一处疏漏

1999年版《辞海》附录部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表》(普及本第5948页)中,陕西省“渭南市”下的县级行政区划名称,全部内容是。     

地方志能否“越境”而书——兼谈《侨务志》的“越境”问题

《新疆地方志》1990年第2期刊登了许力《谈谈地方志的“越境”问题》的文章。许文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行政区划线作为入志或不入志的唯一标准”,或者说,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越境”而书的。 地方志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可以说是编修地方志的根本性原则。方志,即一方之志,这个“方”是严格受到一定行政区域制约的。方志界的同志常说,志书最忌“越境而书”。“方志既然以地域为重心,依据行政区划范围,就当把遵守疆界线,作首要的基础,所记事物控制于内,不得随意超越”     

张壁为北魏孝文帝时宁州寄治考

杜士铎先生主编的《北魏史》,是国内第一部北魏断代史,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该书“疆域与行政区划”篇中,依据《魏书·地形志》,《绾集》等文献资料,列出公元543年——550年的《武定行政区划》,注明了北魏中期孝文帝时拥有的113个州、12个边镇、527个郡、1465个县、1894247户、6918768口人。其中第30个州“宁州”,注明“寄治汾州介休城,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据此,笔者就“汾州介休城”、“介休县东南”、“寄治”作如下考证：     

边县：高淳地域视角及其志书记述

传统意义的“边”一般是指处于国境边缘的地区,此种意义上的“边”涉及边疆地理、国界和边防、跨国的资源生态环境、边贸等诸多国家关系问题。而省际之间的边县关系通常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至元代以前,中国的行政区划特别是一级政区,一直用天然山脉、河流作行政区的边界,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基本一致。     

评达赖喇嘛的“大西藏”

达赖喇嘛在其“中间道路”的主张中,有一个大“西藏”的行政区划概念。这就是在其达兰萨拉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大厅正中,悬挂的大幅“西藏版图”所标识的“西藏”,这个“西藏”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目前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达赖喇嘛要求在这一地理范围内,实行高度自治,并将此作为与中央政府对话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现状,更不符合藏族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一个行政区划,总要有…     

《永乐大典目录》所载行政区划勘误

《永乐大典目录》所收事目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明朝与前代的行政区划。现存《连筠簃丛书》所刻《永乐大典目录》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永乐大典目录》在这些行政区划的著录上存在部分的偏差。而刻本与抄本目录所载事目相同之处,也不意味着《永乐大典》正文便是如此,还应思考《永乐大典目录》与其正文的名实相符问题。因此,对于《永乐大典目录》中行政区划事目的勘误,可以从刻本、抄本目录“共误”之处入手,分析其中的行政区划单位错误与行政区划名称错误。从而进一步考察刻本、抄本目录各自的问题,由此深化对于《永乐大典目录》的整理工作。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生成机制

透过对行政区划调整现象与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国部分政区有“改而不变”的倾向，本文借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及其效应进行探讨，指出政区改革在行政层级、运行逻辑、空间关系、职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卷化”隐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结构、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行政区经济之间关联的分析，阐释了政区改革内卷化的生成机制，认为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功能可能是政区改革陷入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以常州武进和海南政区改革为例，探讨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建议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行政区划调整框架，为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空间支撑。     

“行政区划”浅析

“行政区划”是志书与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述一定要准确无误．否则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遗憾。最近，我翻阅了省内部分志书与年鉴，结果发现其中有关行政区划的内容却是干差万别。现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谈谈“雅砻文化”

发源于雅拉香布雪山的雅鲁藏布江支流雅砻河流域,古称“雅砻”,在藏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雅砻”一词,通常还可以泛指山南地区。考虑到“雅砻”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区(或历史民族区)和山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之问存在的相互重合,我们认为“雅砻     

从区的视角对"撤市设区"的绩效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在5年的时间里,番禺经历了“撤市设区”和被拆分为番禺区和南沙区两次大的政区调整。在如此大力度和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无论从广州市还是从番禺区的视角来看,“撤市设区”总体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受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撤市设区”只能作为整合区域资源的途径之一,其作用是有限的。从番禺区视角来看,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思维尺度,重视区域差异、对撤市设立的区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关注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制度,有序、有度地推进农村城市化和提高农村城市化质量是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绩效的重要途径。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末新疆地方行政建置演变

清末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使新疆最终形成“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的行政区划格局,为今天新疆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行政建置的调整是国家力量不断向新疆基层社会推进的结果,为国家直接治理新疆基层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续修区志杂谈

笔者认为,新区志可不再设“建制沿革志”与“自然环境志”。因为建制沿革是志书中相对稳定部分,如果保留,则只能是内容的简单重复。对于乡镇建制或行政区划的变动可在志书的“概述”中加以记载。有些自然现象如水、旱、虫、风、震等灾害时常发生,可放在“农业志”中记述。     

方志建置政区推陈出新得失与对策——以广西第一轮三级志书为例

新修省、市、县三级志书首设的“建置”（政区、行政区划）志（篇、章）,不仅是对本级志书横排纵述时空平台的定义和界定,也是其他门类事物依此界定而纲举目张纵记始末横陈到边之必然。通过对新修第一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尤其是广西第一轮三级志书的初略研讨,探索其对旧志相关内容之推陈出新,进而指出不论以“行政区划”还是以“建置政区”横排纵述门类,续修方志之首志都要力求忌一味泥古照抄,忌盲目轻信土权威,忌矫枉过正,忌墨守成规,忌错失“补和删”,忌忽视建制层级,忌建置沿革与政区混记。由此提出相关规范完善之对策。     

KANSAI关西 原味日本

其实现在在日本的行政区划中,已经基本上不用“关西”这个词了,而是把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地区称为“近畿”。不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还是坚持地、念旧地把自己称为“关西人”。究竟这“关西”的“关”指的是不是位于京都和滋贺的交界线上那个名叫“逢坂”的“关”,还是留给学者去考证吧,接下来《旅游圣经》与众信国旅一起带你去领略的,则是一个充满了年代感与色香味的绝妙去处。     

后晓荣著《秦代政区地理》评介

政区作为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即使是当代行政区划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传统的政区建置,因此政区地理历来都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政区地理一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实现了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制的质的飞跃,     

江南分省考议

在清代 ,江南从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单位析分成为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级行政单位。这在清朝甚至是整个中国行政区划的沿革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幕。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江南分省是一个从康熙六年开始 ,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才完成的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江南分省实现了“名”和“实”两方面的转变。并且 ,这种“名”的转变是建立在“实”的转变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