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考释

本文对北京市昌平公园石刻园内陈列的金元时期的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进行了考释。据此对通检推排制度提出新看法,认为不仅金代通检推排的实施要早于传统说法的世宗朝,而且辽代也曾实行过通检推排;并对碑文所载元代两都之战的时代背景以及金代的括地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     

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密切。唐代是赋役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唐后期赋役制度变迁亦开启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对此,学术界已经在乡官到乡役的变化以及两税法与乡村制形成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明清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文化认同

正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基层管理制度了。传统中国的历代王朝,最为重视的是对基层赋役制度的设计,并围绕赋役的征收,设计相应的社会管控体系。就笔者比较熟悉的明清时期而言,明初朱元璋设计的里甲制度,就是集赋役征收和基层管控为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可以说,赋役能否顺利征收,体现了王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往往王朝强盛,基层社会的赋役征收也比较畅通,王朝衰落,则基层社会赋役征收不畅,基层社会也随之动荡不安。     

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题记考释

山西屯留宋村发掘的金代壁画墓内有数条题记,笔者对其进行考释,认为题记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金初赋役、粮食价格、历法、抗金义军等诸多方面,其提供了大量民间第一手信息。同时指出,新出土资料与传统史料的相结合,是提高金史研究水平的必要之路。     

试论麴氏高昌国的计亩承车牛役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赋役制度,史书记载尤为不详,今根据吐鲁番文书对高昌国时期赋役制度中的计亩承车牛役制度进行探讨.从而对此制度的具体实行办法,实施范围做一个分析,以提高对高昌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认识.     

“明代赋役—财政变革与国家和社会之关系”笔谈

<正>【编者按】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命脉。每一次重大的赋役改革和调整,都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格局。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期的16世纪的晚明,曾围绕赋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既是自宣德以来赋役制度改革的延续,又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学界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少,然对于明代财政史却缺乏总体把握,以至于在20世纪末被学者称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世纪遗憾’"。目前仅     

《金史·选举志》铨选用词考释

《金史·选举志》中有一些难解的铨选专用词汇,在金代史料中亦没有解释,对于理解金代铨选、官阶制度造成困难。通过对《金史》和金代传记资料的爬梳,结合唐、宋、元铨选制度进行对比,对《金史·选举志》中出现的铨选用词进行考释,对于《金史》的阅读和金代选举制度的理解有一定帮助。     

辽代的赋役制度

辽代的赋税制度 ,是依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而制定的 ,大体可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其具体徭役名目繁多。契丹、汉族、渤海等族人民是赋役制度的主要承担者。因俗而治 ,沿袭中原之制又有所创新 ,是辽代赋役制度的基本特色。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探析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经熙宗、海陵、世宗、章宗朝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封赠与品阶相结合的制度特点。在金代,官至五品才具备封赠先世的资格。具体封赠时,品官自身的官职,不仅决定着封赠先世的范围有一代、二代、三代之区别,同时亦影响其先世所获封赠官爵的等级。金代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被封赠者的官爵视其与品官本人代际关系的近远而依次降低,散官阶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从而对元朝的封赠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笼络人心、激励臣僚恪尽忠孝为目的的封赠制度,对金代统治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金代屯田制度初探

屯田制度是金代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受金代女真族本身历史发展特点的影响,金代的屯田制度与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它在金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虽然有些论著中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论述,但尚无专文进行全面研究。本文拟对金代屯田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全过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师友。一金代屯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金代的屯田制度是由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发展来的。《金史·兵志》中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     

废甲编区:清初衡山县里甲赋役改革与基层区划的重塑

清初,迭遭兵燹的湖南地区经历了兴垦、均编粮里、清丈等重建赋役秩序的过程。其中,衡山县于康熙四十三年实施的"废甲编区"更是呈现出清初里甲赋役改革的丰富面相。因应偏沅巡抚赵申乔革除里排、滚单催征的举措,衡山县打破原有里甲规制的束缚,改革中坚持粮不过区、就地编区的原则,孕育了字区的地缘性色彩,重塑十七字四百三十七区的赋役区划体系。以康熙五十三年新一轮的清丈为契机,知县葛亮臣在业已建立的区划结构内清查荒籍,使字区成为地方重要的赋役征派和土地登记单位。在这一区域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字区的行政区划功能逐渐得到强化和延续,以赋役征派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基层赋役区划向实体化与政区化迈进,与之相应的行政话语也深刻地影响着民间契约文本的表达。     

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之路——访杨际平先生

杨际平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出土文书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史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近年来杨先生对北朝隋唐时期的田制和汉唐赋役制度等问题有新的思考和研究。应本刊编辑部之约,杨先生结合新近研究、反思,畅谈了数十年来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历程和体悟。     

明清时期徽州的里书更换与私册流转——基于民间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徽州民间留存的合同文书,记录了明清赋役史的关键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掌握赋役册籍的里书职役在地方社会的更替情况以及鱼鳞册交易并逐步私册化的过程,通常为传世文献所不载,或语焉不详。透过这些赋役合同可以发现,里书人选存在着由一个大型宗族垄断或若干个小型宗族轮流承担的现象,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土地交易、税粮推收具有重要影响。万历清丈后编修的鱼鳞册,在官府和民众的推动下成为私册,甚至发生流转,往往被地方宗族势力保管、控制,并在清初的土地清丈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细节表明,在宗族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重要职役的世袭、赋役册籍的私册化与土地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金代监察制度探析

本文从金朝官制的整体变化与女真封建君主集权确立的过程中探讨了金代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运作机制与民族特点。金代监察机构名称始见于太宗天会年间 ,但有名无实。实际产生于熙宗封建制度改革完成后的“天眷官制” ,初期形同虚设 ,海陵王加强君主集权 ,监察制度才真正发挥作用 ,章宗时最终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监察体系。加强君主专制 ,维护集权政治 ;整肃吏治 ,弹纠官邪 ;审决冤狱 ,平反昭雪是金代监察制度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作用。鲜明的种族统治色彩与“台谏合一”的特征 ,表现了少数民族王朝统治的特点和金代一省制度下监察机构的发展趋势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官制视野下金代吏员制度的民族特质探析

吏员制度依附于官制而存在,探究金代吏制的民族特质,不能脱离官制单独论述。在金代官制视野下,管窥金代吏员制度的变化及其关联,金代吏员制度的民族特质表现为皇权专制烙印与贵族政治色彩并存、制度融合与汉制创新并存、民族融合与等级差别并存等三个方面的特征。     

金代皇位继承制度试探

金代皇位继承制度试探董四礼金代皇位继承制度是金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带有女真族旧俗制度的特点,又与中原王朝的继承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其发展和演变对金代百多年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探讨,谬误之处,识者指正。一、金建国前女真族的继...     

明代浙江永嘉盐场的赋役改革与地方变迁

文章从明代两浙盐政变革的制度背景出发,考察永嘉盐场成弘时期的盐课改折、嘉靖前期的盐课转嫁、嘉靖后期的私盐倭乱、隆庆年间的赋役改革等历史事件,探讨该过程中州县官府与盐场地方势力之间的复杂利益博弈。对永嘉盐场的个案研究,或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明代盐场赋役制度运作和东南沿海社会变迁的理解。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对"家文化"的影响

家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文化.资源的稀缺是家庭"和"文化产生的根源,而古代赋役制度是家庭"和"文化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通过"田租"、"户调"、"徭役"三个有代表性的古代赋役制度对此进行了阐述.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