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我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势

近年来,人们常常提及史学“危机”。的确,科学的迅猛发展,曾反衬出史学的澹泊,诸多相邻学科的一派生气,似曾显示出与史学的巨大反差。所谓“史学危机”,实际上“是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在酝酿如何革新内容和形式,向着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科学水平发展”。举凡从事或关心史学研究的同志就不难发现,史学研究在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之后,通过对自身进行痛苦的审视、冷峻的反省,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构成这一新趋势的主要因素,便是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及其发展趋势

最近十年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中国史学,是一幕非常特殊的景象。其中既有令人喜悦的繁荣,也暴露出种种“危机”的征兆,同时又出现了走向新生的前景。时间将证实,这十年将是所有新老史学工作者难以忘怀的十年,也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走向新的转折的十年。     

唯有源头活水来

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带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历史科学和其他基础科学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史学危机”之惊呼由来已久。倘若依然我行我素,无视现实变革给史学发展带来的新题和难题,以为“危机”云云不过耸人听闻,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因害怕“史学危机”而争相奔避他图,史学研究队伍     

要为史学鼓与呼

要为史学鼓与呼《文汇报·学林》专刊主编施宣圆常常听到有人议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史学正在出现“危机”。史学究竟有没有“危机”？如何理解这种“危机”？看来应该有个比较正确的说法。如果说社会上对史学的看法,或者说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我想...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动:论尤里安之死

对于"叛教者"尤里安之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错综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争执实为基督教史学与传统古典史学间竞争和交融的缩影。基督教自身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方面与古典史学迥异。但古典史学历经千年的繁荣发展,在史料分析、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方面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此基督徒史家必然会继承与吸纳古典史学优秀传统,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崛起原因探析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史坛沉寂了30多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犹如狂飘骤起,气势非凡,取得了可喜成就,闯出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近十的走出低谷的史学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史’旗帜下获得的。人们稍加留意即可发现,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于社会史研究方面。”‘’‘因而被一些知名学者誉为中国史坛“光彩照人的奇葩”,和文化史一道,是中国史学“奋飞的双翼”。中国社会史研究在新时期的再度崛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势所必然。它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     

宋代考据史学三题

宋代以前 ,历史考据学有一定的发展 ,但并不成熟不系统。随着唐宋之际思想领域里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史学流派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 ,那就是义理史学和考证史学的发展。其中 ,考证史学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获得很大的发展 ,成为宋代史学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或论文出现。“疑古与考据”、“国史与考据”、“笔记中之考据”三个方面是宋代考证史学的三个有突出成就的方面 ,分析这三个方面 ,对于加深理解宋代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

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     

“范式危机”还是前范式危机?

黄宗智先生的文章最富于启示性的一点是:他从超越于彼此对立的现有各学派之上的方法论高度指出了各派共同基础的一系列缺陷,从而把几年前人们纷纷议论而后来一度有冷落之势的史学危机(主要是史学理论危机)的问题再次提到了国人面前,而且是以一种更富于逻辑力量的方式,这篇文章虽然谈的是中国经济史,但无疑在整个中国史领域、史学领域乃至人文科学的若干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一系列“危机’,这决不是回避理论、像黄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倒退到纯粹的考据”去就可以解     

俄国历史上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进入了尼古拉一世政治反动的时期。但时代在前进。19世纪30年代,俄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农奴制危机日益加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封建宗法制传统在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激烈冲突、互相交织。对于俄国思想界来说,这是一个如赫尔岑所称的“外部的奴役和内在的解放”并存的时期,在哲学、史学、文学研究的形式下,活跃着各种思潮。尤其是从30     

钱穆先生文化生命史观的意义——兼论史学的困境与出路

面对空前繁荣的史学创作—著作与论文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一个辉煌的时代,史学界本身却一再惶恐地发出呼救信号,这足使局外人怀疑中国文人是否复发了“处富有而言穷愁”的老毛病。然而,对这一学科的同行来说,无论怎样危言耸听都不算过分。新兴学科不断将历史学挤向社会科学的边缘,昔日历史学家手中的“历史规律”已失去了灵光,“抓住机遇”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的口头禅;几十年依附于政治而过于庞大的历史研究生产力与日益萎缩的文化消费市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史学论著的剧增与印数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转型中的历史科学

转型中的历史科学于沛“史学危机”的说法在前几年颇为流行,现在仍不时有人提起。笔者认为,所谓“危机”的种种表现,不过是历史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其自身发展进入转型期的某些外在的反映。本文拟就转型期史学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并求教于学...     

再论世纪末史学反思宗旨和雷戈的历史观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世纪末史学反思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史学反思的目的，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角度来说，是为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史学，刻意去创立什么“新史学”。雷戈先生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所谓“哲学主义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其带有神定论色彩的衰退史观，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枝光彩照人的奇葩”──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及其前景展望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有人赞其为中国史苑中“一枝光彩照人的奇葩”［１］,有人誉其和先此兴起的文化史同为“史学奋飞的双翼”［２］,更有人认为“近十年走出低谷的史学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史’旗帜下获得的。”［３］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迅速崛起,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一场变革运动,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其中。当前,我们正面对一个跨世纪的历史学发展趋向的根本性课题,很有必要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并探讨其未来…     

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

很多同志指出,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要重视史学思想方面问题的探讨。要做好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史学思想探讨在史学史研究上有怎样的意义,弄清楚什么是史学思想,史学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内容。围绕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开展讨论,应当说,这对史学史研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下面说说自己的想法。(一) 我国史学史上,许多史学家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著述反映目己对客观历史的看法和著史的大旨。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是考察一定的目然条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说     

试论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章太炎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也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对于他在政治上、哲学以至小学和经学方面的成就,学术界已经论述很多。但对于他在为创立资产阶级“新史学”方面的贡献,则迄今还研究得很不够。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这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以及发展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试图简略评述,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们。章太炎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也是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的。早在上世纪末,他就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反封建的武器。他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为此,撰写过大量史学论     

读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

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分五编,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成长期、发展期,繁荣期、晚年期。著者在“前言”中说:“要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不但要鉴取近代中外史学的经验教训,还必须从我国古代史学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史学遗产,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寻求规律,推陈出新,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任务。”又认为要达成此艰巨任务,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考察,即:考察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斗争;考察史学技术,即编纂学方面的发展;考察史著中文学手法与恶劣文风的斗争。通观全书,可见本书对这三个方面的考察以前二项为重点,后一项论述得比较少些。“前言”又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本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唐代也是有成就的。被封建王朝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成书于唐初。“三通”之首的《通典》、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都是唐代著名的私人著述。此外,官修史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