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

北伐前后,中共在上海曾与虞洽卿等商人有过密切联系,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即在此背景下展开。在此过程中,虞洽卿曾被视为“资产阶级左派”代表人物,也是工人暴动后在上海建立“临时市政府”的重要合作者。不过,虞与中共的合作主要仍在国民党的框架中进行,当与之有旧谊的蒋介石到上海后,虞便成为蒋重要的财政顾问。尽管虞洽卿的行动,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数商人的倾向,但却反映了某些商人潜在的政治投机心理及对政商关系的刻意经营。由于时势与环境的影响,中共在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中也会弹性运用“阶级分析”,来解释其运用虞洽卿等人的政策。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失败,却为党内反对派提供了批判依据,甚至影响到后来路线政策的走向。     

陈独秀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

陈独秀与上海社会联系密切。上海是他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窗口。他的革命生涯从上海开始,一生主要时光在上海度过,革命生涯最辉煌的业绩在上海实现。他对上海社会有着比较深刻的研究和十分复杂的感情,总体上说还是一分为二的。近代上海造就了陈独秀的崇高声望,陈独秀也给上海留下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今天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先进、教育发达的中心城市,其作为全国思想文化中心的地位,无疑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开始确立的。     

非基运动与民国上海大学师生群

民国上海大学对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具有重大影响。不仅促成运动在1924年8月的"复活",且使其在同年底发生从宣传到行动的重要转折,推动该运动成为一项全国性运动。相当一批非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具有上海大学师生和中共党团员的双重身份。非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共借助上海大学这一革命平台成功领导的一场社会运动。上海大学的个案集中显示了由师生关系和社团组织两条路径共同形成的革命性、开放性的群体对非基运动乃至整个早期中共学生运动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述论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即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改革开放后,每当抗战胜利纪念日,尤其"逢十"纪念之期,国家和社会均会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召开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等。抗战胜利纪念的社会功能包括:第一,铭记历史事实,宣传国耻记忆、抗争历史、和平经验;第二,进行政治动员,动员全国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献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第三,塑造国家形象,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形成的伟大精神财富;第四,协调各方关系,中国与世界、大陆与港澳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Beyond Ideological Conflict: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Buddhist Youth in the Early PRC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governance on the Chinese religious landscape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Young Buddhist Association (YBA) of Shanghai. Despite the official atheist ideo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is era of New Democracy the YBA experienced Communist governance in practice as a process of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rather than coercive eradication. As its Buddhist youth movement not only survived the Communist takeover in 1949 but gained momentum well into the 1950s, the YBA was propelled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Shanghai and became the most active and influential grassroots Buddhist organization in the early PRC. The case of the YBA demonstrates that incorporation into the new political order of the 1950s had transformative effects on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social dynamics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that cannot be reduced to steps toward their eventual elimina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 ,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 ,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 2 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阶级基础。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基本成员,上海发起组实际担当了组建中共的临时中央。中共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初期的活动,构成上海近代史的华章。     

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的传播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基本指导理论 ,早在中共成立以前 ,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宣传介绍这一理论。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都涉猎过关于唯物史观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理论观点 ,都被他们所重视而先后提到 ,形成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壮大了清末国人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三党竞斗”:中共在高校中建党的背景分析

在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青年党和国民党纵横捭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格局和走势。而三党竞斗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就在于争取青年学生。在此后20多年三党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中,中共广泛运用思想交锋、党团制度、统一战线等斗争策略,从而确保其在国、青两党的攻击下立于不败之地。     

The Triumphant Equestrian

The life of the Ming scholar and Catholic convert Xu Guangqi 徐光啟 (1562–1633) drew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throughout Chin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Writers and public figures across China’s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praised Xu as an ideal model for modern Chinese citizens. This sudden celebrity may seem surprising, as Xu’s name had fallen into obscurity in the centuries following his death, and his life and works were only remembered by descendants and local people in his hometown of Shanghai. Why was Xu’s legacy revived three hundred years later, and what relevance did it actually have for Chinese society in the twiligh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is article tackles these questions by tracing the re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Jesuit mission in Shanghai since 1842. It investigates how the memory of Xu was recovered and reinserted in the public imagination of modern China.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曾设立大行政区作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过渡性措施。这既是借鉴历史传统、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结果,也是限于当时的国情、党情而做出的历史抉择,并且这两个方面又互相交织、互相影响。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主要是:中共全面执政前所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自然延伸与发展,中共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过渡的客观需要,中共对中国近代地方统治形式和苏共中央地区局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全面执政之初中共所面临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制约与影响。     

The case of the disorderly graves: Contemporary deathscapes in Guangzhou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describes three agendas that are shaping contemporary deathscapes in Guangzhou: the modernist planning agenda;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deology and resistance to it. The second part interprets three significant aspects of these deathscapes: first, the survival of an old tradition ( fengshui ); second,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spatial practice (storage of ashes in landscaped cemeteries); and, third, the contemporary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grave as a symbol of individual rather than lineage status. Finally, these deathscapes are analysed as 'deathspace', a symbolic system that represents a stage in an ongoing process of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involving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 and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小康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在1980年代由邓小平提出,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之际,完全成熟。由＂大同论＂向＂小康论＂转型,有其深刻的现实、历史、理论与文化的根源。＂小康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社会化大生产与工业市场文明为目标诉求,在强调公有制的主导作用下,显示出对个人利益的认可、宽容与疏导,强调＂法治＂、＂市场＂＂、共同富裕＂与＂民主＂。注重循序渐进而不急于求成。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     

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

自1910年朝鲜被日本强制"合并"以来,朝鲜爱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民族革命斗争。1930年以来,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大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党的统一领导下,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日武装斗争。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中国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逐步形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这段历史是中国东北抗日革命史的一部分,是朝鲜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史的主要内容,而且是现代中朝友谊史的光辉篇章。     

日本中华总商会——以“新华侨”为主体的跨国华人经济社团

论文对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的背景、过程、组织活动、会员及其企业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日本中华总商会既不像传统的中华总商会那样具有帮群结构的基础,也不是华人社会的自治组织,而是具有显著的跨族群、跨地域与跨国界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中国人社会的急剧扩大,以及同时期中日经贸关系的紧密是该团体成立和发展的直接契机。随着大批日本企业加盟、侨资和中资企业的对日收购、以及企业对市场、资金、人才与技术等资源的整合与调配,华商与非华商的界限也已不再分明。不过,华商资源和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仍然是其跨国网络最重要的支点。     

晚清时期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角色定位及其实践

论文聚焦于晚清南洋各埠中华商会的创办及其在保障当地华人华商权益、增进海内外同胞沟通与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章程文书和案例两个视角剖析南洋中华商会的角色定位。20世纪初,清政府倡导创办商会,南洋各埠华商积极响应。由于清政府在海外的护侨保侨作用有限,南洋中华商会在近代海外华人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不仅是商业联合组织,更是维护海外华侨权益、增进海内外同胞交流的重要支柱。早期中华商会的一系列努力奠定了其在海外华侨社会中的影响与地位,并延续至今。     

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同年首个旅沪同乡会诞生。同乡会是旧式会馆的延续,是在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识阶层、男性与女性、资方与劳工等更广泛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与商会功能互补。徽州旅沪同乡会从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到1953年消亡,经历了延续到断裂、再延续、最终断裂的过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徽州旅沪同乡会纷纷停止会务。抗战胜利后,同乡会的社团自治功能及上海的市民公共空间得以延续。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经济凋疲,社会动荡,同乡会又陷入困境,乃至1953年最终消亡。解读同乡会延续与断裂的历史,为观察这个时代的变迁提供了特有视角。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泰照系,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与思考

1949～195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最初是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全体人民都要进行思想改造,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才逐渐把思想改造的重点放在了知识分子身上。改造最直接的原因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深层次原因是希望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使知识分子迅速转变立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初步的理论学习;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结合的思想改造;专门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与三反相结合的思想改造;高校改革初见成效,思想改造基本结束。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发展统一了思想、整合了队伍、集中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