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醢”考

本文在详细分析字形演变的基础上,对安徽寿县朱家集铜器铭文所记楚职官名中的"醓"字做了考释,"集醓"的职掌与《周礼》"醢人"相当,是楚国掌管会集各种肉酱的食官。     

李信所攻“鄢郢”即昌平君所徙之“郢”

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和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的相关内容,结合新出胡家草场1538号简的记载,发现李信所攻之"鄢郢"即为昌平君所徙之"郢"。李信军之所以在攻楚初期顺利的情况下突然改变方向"引兵而西"并最后被楚军尾随击败,与昌平君在鄢郢的反叛有关。昌平君在鄢郢反叛的情形,可以解释李信军攻楚路线中的矛盾之处。     

曾侯與编钟铭文所记吴伐楚路线辨析——兼论春秋时期楚郢都地望

随州文峰塔一号墓出土曾侯與编钟铭文记有吴伐楚之内容,此正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记之史事。铭文所记吴伐楚的路线是"西征南伐乃加于楚",结合《左传》记载,印证了吴军是沿淮河"西征",联合蔡国向西攻入方城,再会合唐国"南伐"而攻入楚郢都。此次吴攻楚路线的确定,进一步证明了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应位于襄宜平原一带。     

竹书《楚居》“问期”、“胁出”、“熊达”的释读与史实

清华藏(一)《楚居》述楚先祖季连娶妻隹,"问期"、"有聘",依礼而行。整理者释读为"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泮",释文、句读及解释均有误。论者或引出"奔者不禁"之说,已是子虚乌有。穴酓之妻列生产时"溃自胁出",是妇女难产时胎儿的一只手先出。"絯其胁以楚"应理解为以荆枝包束新生儿胁部。将"溃"解释为"剖"(剖腹产)、胷剖之类,不一定合适。简文所记楚武王"酓■",经史多作"熊达","■"与"达"是音近通假的关系。《史记》作"熊通"者,乃司马迁以汉代通行文字改录所致,可以参考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六》关于"通"、"达"异文的考证作出合理说明。     

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本文重新研究2007年出现的"救秦戎"楚铜器群。器物可分为四组,都属于楚昭王世。第三组的器主楚王酓恷即楚昭王;第一、二两组的器主竞之佱即楚昭王之兄公子启(字子闾),他参加了楚与晋争夺蛮氏之戎的战役而获胜,見《春秋》哀公四年《经》、《传》记载,铭文所记即此事。此事又见于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的"救秦戎"钟铭和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荆历钟铭,救秦戎钟铭文称楚昭王为"秦王",信阳长台关之所以出土荆历钟,是因为信阳是春秋晚期的楚申县,而申公寿余也参加了此次战役。此外,文中还附带讨论了救秦戎铜器群与最近发表的清华简《系年》的关系。     

“京宗”地望辨析

《楚居》中的"京宗"之地,楚先祖季连始居,历穴熊至熊狂,时代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古代地随人迁,因此《楚居》中的"京宗"很可能不是一个地点,而是楚传说时代末期居地的统一名称,其含义与后来楚都名"郢"相似。"京宗"的本义是兼指政治中心与祭祀中心,二者合一,即古代之"都"。     

说“瑗”

玉瑗是璧环类玉器的一种器物类型,其萌芽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是应璧、环类器物的解玉之需而产生的。符合《考工记》《尔雅》所记玉瑗定义的实物,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重环谷纹玉璧",与《考工记》所载"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符合若节,应是当时璧、瑗、环三器集于一体的标准器。     

关于竹书《禽庞涓》之“禽”字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书《孙膑兵法》《齐孙子》)中,《禽庞涓》一篇有云:"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禽庞涓。"事与《史记》所述不同。《史记》记齐魏桂陵之战未提及庞涓,记马陵之战则谓庞涓兵败自到,除时地不同外,"禽"与"自到"之差异颇为时人所注意。按禽字通作擒、捦,古     

释“执燧象”

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等率军伐楚,大败楚军于柏举,连战至楚首都——郢,王慌忙逃离郢都,渡过睢水,《左传·定公四年》这样记道:“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杜预注解释说:“烧火燧系象尾,使赴吴师,惊却之。”杨伯峻主编的《春秋左传辞典》采用此说。最近有人把它当做古人用动物参战的一事例(见杨成《中国古代史上用动物参战种种》,《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由此可见其影响之     

《东观汉记》“自永初以下阙续”考

《东观汉记》作为东汉一朝的国史,对于东汉历史研究意义重大。然而,该书不仅很早就已散佚,而且关于其起讫年代、篇卷数量,在文献中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形的出现源于《东观汉记》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成书过程,亦源于《东观汉记》有别于一般正史的"随写随传"的传播方式,以及后人在整理、抄录《东观汉记》一书时,尚缺乏严密的文献整理条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存《东观汉记》辑本的体例与文献性质。     

《楚居》“为郢”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楚居》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先秦文献,详述从季连至楚悼王的居处迁徙,内容完整,是研究楚都的绝好资料。其中"为郢",出现频率高,时间跨度大,特别引人注目。本文从楚文王迁都情况出发,结合楚灵王时期的史实,判断为郢就是《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灵王十二年的鄢,在今湖北宜城西南,可对应1990年发掘的宜城郭家岗遗址。《楚居》中从邑安声的字,整理者读为鄢,应即《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楚之边邑鄢",在河南郾城县南五里处,与襃信白亭相近。     

江陵凤凰山汉墓简文“大柙”考实

1975年在湖北江陵楚纪南故城内发掘的凤凰山一六七号西汉墓中,出土了由七十四枚木简组成的一套遣册。由于此墓的随葬品基本上保持原来的位置,且与遣册所记大体相符,所以简文与实物可以互相对应。其中第三十二号简文云"大柙一枚",发掘简报以为指的就是随葬品中的扁壶。《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一文则谓:"‘柙’与‘(?)’音同。‘大柙’即‘大(?)’。《说文》:‘(?),酒器也。’(?)有方、圆、扁、横四形。此墓出漆扁壶一,即(?)之扁形者。"其后笔者在《文物》1980年第10期发表短文《说"柙"》,     

“楚昭园”与明陵群

“楚昭园”,即楚昭王朱桢的陵寝;明陵群,即昭王以下所嗣的诸楚王、郡王、王妃的陵寝。一九六二年湖北省人委公布的保护名称则统称“明代王墓群”,它位于武昌县龙泉公社灵泉山。《明史》卷116:“楚昭王朱桢,太祖第     

晴隆“欲飞”石刻考

晴隆县飞凤山上"欲飞"石刻,为1982年公布的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宗《黔记》、雍正《安南县志》、民国《晴隆县志》等史志相传为明将邓子龙所书,因文字疏略、寥寥数语,刻石时间、原因阙如,故考证之。     

“楚屈子赤角簠”新研

楚系青铜器"屈子赤角簠"的作器者"屈子赤角",目前学界多认为其即《左传》记载的楚"息公子朱"。揆诸史籍及出土材料,该观点值得商榷。"息公子朱"当为"公子朱",其出身为王室公子,与"屈子赤角"应非一人。     

楚帛书与“式图”

楚帛书是现已发现最古老的数术书。这种书让现在的人读起来当然莫名其妙,但在古代却是流行读物。它与地下出土的大批日书是同一类。后者虽然现在只有睡虎地秦简《日书》发表,但将来陆续公布,势必会形成一种专题研究。那时我们将会看得很清楚,楚帛书的研究是它的开端。过去我对楚帛书做过一点研究:1980年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下简称《子弹库》),1988年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中国     

我国铜钱何时开始称“文”

我国铜钱何时开始称“文”,说法不一。陈直依《颜氏家训·治家》所记。“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认为“在六朝时,称几钱尚不称文”。彭信威依《晋书·食货志》所记:“极远者输算,人二十八文”,认为南北朝时,我国铜钱已开始称“文”了。查记述南北朝以“文”称钱的史籍,大约有《南史》、《晋书》、《宋书》、     

《春秋左传注》蔡“邓”、楚“邓”辨析

春秋时期,以邓命名的地区概有2个:一个是蔡国邓地(简称蔡"邓"),一个是楚国邓县(即古邓国,简称楚"邓")。《左传》鲁成公九年(前582年)载:"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关于此条记载,杨伯峻指出郑、楚两国相会之邓为楚"邓"。但通过对蔡"邓"、楚"邓"地望的准确界定,并结合对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形势及楚国会盟人员公子成身份的详细分析,可以断定杨伯峻的考释有误,鲁成公九年郑、楚相会地点当在蔡"邓"。     

楚简释读与《方言》补例试说

<正>出土楚简的释读往往须在《方言》中才能找到最佳例证,同时又为补《方言》用例提供了大量可靠资料,因而《方言》与楚简的综合研究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本文列出以《方言》解楚简24例,其中引到的辞例绝大多数有补于《方言》。例如《方言》释楚地方言"熬"为"火干",楚简遣策记有"熬鸡"、"熬鱼",堪称楚方言"熬"之佳例。     

“大莫嚣”古官玺

1984年7月,皖西博物馆在安徽六安县木厂区十字路乡黄店村征集到一方"大莫嚣"古官玺。这方官玺是1982年春该村农民在六安城北西古城遗址东坡耕七层中发现的。玺为黄铜质地。正方形,每边长2.5、厚1.1厘米。桥形纽,纽高0.7、通高1.8厘米。重46.5克。印文为"大莫嚣鈢"四字白文,书体似金文(见图)。《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莫嚣,楚官名也,字或作敖,其音同。"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简文中也有"大莫敖"楚官名记载(见《文物》1979年第7期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罗福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