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在我国,取保候审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提高诉讼效益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有罪推定的潜意识＂、＂权力本位价值理念＂、＂诉讼功利主义动机＂的影响,我国取保候审存在着适用条件给定的过于笼统、保证金的收取随意性太强、取保候审缺乏救济程序的缺陷。下面笔者就相关缺陷和弥补措施谈一下自己肤浅的观点。     

从新《证券法》看我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证券集体诉讼机制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新《证券法》的特别代表人制度为证券集体诉讼提供了更专业的解决途径,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诉讼参加方式将广大的中小股东集合起来,同时降低了诉讼成本.但集体诉讼制度在调动社会律师积极性、均衡中小股东利益、提高投资者保护机构效率以及在程序法上鼓励支持证券集体诉讼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论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我国刑事诉讼的重大结构性缺陷,使审前程序丧失了诉讼构造的基本格局,因此,建立我国的审前司法审查制度势在必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应在审前程序中设立一个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机制和刑事赔偿制度。     

论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司法裁判的介入

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中的司法裁判职能的缺陷是我国刑事诉讼具有行政化治罪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司法裁判职能介入审前程序,有利于实现审前程序诉讼状态的形成,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实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诉讼化改造的必由之路是司法裁判职能的提前介入。     

诉讼行为无效制度探讨

我国由于历史传统的因素,长期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观念,常常出现牺牲程序正义来实现实体正义的情况。当然,随着西方法律观念对我国影响的加大,我国也在逐步探讨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但是,这种观念还不是根深蒂固,仍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在我国实体制裁中,理论和实践中体现得比较完整。而在我国诉讼法中,对这些程序性限制却很少。在理论上,对诉讼行为的研究也不深入。在这里,笔者要从多个方面论述诉讼行为理论,其中会着重谈一下公共权力行使者的诉讼行为,而且还会涉及一个重要制度:诉讼行为无效制度。     

域外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只涉及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范围的内容,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具体规定并未涉及。相比较而言,域外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发展比较成熟,虽然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法律传统、法律文化,但是其共同的目的保护公共利益是一致的,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构建可以在适合我国国情及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借鉴。本文介绍了美国集团诉讼制度、英国告发人诉讼制度等等,并从中分析并借鉴其中对我国有益的经验。     

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机制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大举措,就增设这一制度而言,应当说几乎没有争议,但是实行一审终审方式,尤其是是否应当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机制作出必要的规定,存在很大争议。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小额诉讼程序作了一审终审的规定,在最大限度发挥小额诉讼程序优势的同时,应充分注意对其内在程序缺陷的补救。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行政诉讼制度的新型诉讼制度,它在我国的确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需要深入细致的理论准备和一定时期的实践探索。针对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存在的诸多障碍,本文提出了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一些设想。     

小额诉讼再审案件考察 ——基于625篇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从民诉法修改稿征求意见来看,我国小额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仍是效率和适用率.小额诉讼制度程序正义的论证似乎并不充分.本文以小额诉讼再审案件为分析样本,剖析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反思并廓清小额诉讼理论中长久以来的误区.提出从制度价值层面,应当为小额诉讼制度适当"松绑",回归提供便利高效低成本的价值目标.就规则设计层面,小...     

清末民初上海会审公廨中美商民的混合诉讼及交涉

1909—1913年间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理的中美商民混合讼案,其纠纷虽仍以商事交易为主,但亦出现土地房产、牌号版权、抵押担保、票据、房屋建造承揽、人格权等新的纠纷样态。围绕相关诉讼在美领事署与会审公廨之间展开的交涉,又折射出美国会审官把控会审公廨涉美诉讼的诸多细节。同时,在诉讼和纠纷的解决过程中,部分中美涉讼当事人和外籍律师,亦恃"交涉"为奥援,力谋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清末民初会审公廨处理华洋讼案具有"名诉讼实交涉"的本质。     

文本、话语与现实——元代江南“好讼”考论

在元代文献中,江南地区普遍呈现出"好讼"现象,但相关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主观建构的话语,而非对诉讼状况完全"客观"的记录。在这种话语中,现实司法压力几乎完全转为对民众"好讼"之风的批判,诉讼的合理性以及造成司法压力的根本原因皆被排除在话语之外。这一话语之所以在元代盛行,既根植于元人的"贱讼"观念以及对江南风俗的负面印象,亦是元代国家和江南地方官员应对"滞讼"困境的一种策略。从现实情况来看,元代江南民众的确有以诉讼解决纠纷的倾向和惯习,但诉讼的可能代价又使其不能不有所顾虑。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诉讼通常是两难下的权衡。     

秦汉时期的异地诉讼

所谓异地诉讼是指改变案件的原管辖地,依法移送案件至异地受理的诉讼活动。秦汉时期司法程序的重要原则是"一法行之于一国",异地诉讼即是保障这一原则的重要程序。当时的异地诉讼程序包括"合"与"分"两大方面:将共案但分系异地之囚"合"于一处的司法管辖;在一定条件下将本地之囚"分"于异地审理。秦汉时代设立异地诉讼程序,是防止地方干预司法的重要策略,对维护司法公正与统一的司法权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中,由适格主体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现代诉权理论的发展和行政公益诉讼在域外各国成熟的司法实践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撑,因此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探析

目前,我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规定过窄,阻碍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挥应有价值.公民是公共利益的载体和诉求的行使者,在法理上拥有公益诉权,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其在保护自然环境、节省司法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因此建立恰当的公民提起资格引入制度格外重要.本文分析了当下我国有资格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及其不...     

中世纪晚期法庭情感标准的变迁——以“撒旦的诉讼”系列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撒旦的诉讼"题材的若干文本被誉为中世纪程序法的"随身手册"。但其中蕴含的情感设定使这些文本也成了情感史研究的极佳素材。通过比较14世纪初"撒旦对人类的诉讼"以及14世纪晚期的"贝利亚的诉讼",我们可以把握变动中的法庭情感标准以及教会法针对律师行为(尤其是情感表达)所作的规范。相比沿袭了俗语文学惯例、容忍法庭上愤怒的情感表达的法语改写本,"撒旦对人类的诉讼"的拉丁语原本呈现了平面的情感模式,将愤怒设定为魔鬼的标准情感。而在内容更为复杂的"贝利亚的诉讼"文本中,特拉莫的雅克设定了一个善于伪装和控制情感的魔鬼律师,以此警醒法官不要被律师的表象和谄媚所迷惑。进一步对比14世纪巴黎高等法院的情感规范,我们能够发现教会法对世俗高等法庭在情感观念上的影响。     

试论小额诉讼程序的意向性

在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中,数额不大的纠纷和轻微权利受到侵害后需要得到救济的情况频仍。我国的民诉法虽对案件审理部分做了简化,但远不能满足对简易民事案件审判的要求,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新的诉讼类型已进入法学界的视域。本文在对小额诉讼的指向对象规定的基础上,探索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的具体建构。     

衡平理念下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被虚化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等问题,致使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应取消“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立法上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把“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公益诉讼主体规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目的是建立由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互相补充的起诉模式。然该规定是一个概括性和指引性的条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将消费者协会规定为公益诉讼主体,确立了我国“基本法+单行法”的制度模式。随着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日益常态化、扩大化,消协自身力量有限和我国市场经济处在发展和完善之中。本文试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探究,对适合我国的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进行比较,提出我国公益诉讼主体体系的设想,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动因、现状、路径——基于96起案件的实证分析

我国文物保护管理体系长期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度有限。公益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能够从程序上突破传统诉讼制度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且能够达到事前保护的效果,弥补文物行政执法的不足。本文以96起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时空分布、原告类型、被告类型、案件性质、责任承担、审理结果等方面的发展态势,总结当前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实践中的亮点与问题,并从路径选择、主体资格、程序设置、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就推进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提出建议。     

秦汉诉讼制度中的“覆”及相关问题

"覆"是秦汉诉讼制度中的重要概念。以往学者多采纳沈家本"重审察"的解释。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的考察,可发现"覆"不仅用于二审、重审、再审案件,亦用于一审案件,因此不宜将"覆"定义为"重审察"。目前所见"覆"的案例一般为上级机关主理或由上级机关指定某机构(或使者)主理的案件,主理的程序包括立案、侦查、审判、复核、监督等各个环节。在此基础上亦可进一步考察秦汉文献中"复""复案""覆讯"的含义。秦汉时期诉讼制度中"覆"程序的存在,反映了当时司法体系和诉讼程序的复杂以及审级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