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

中国对日作战是要速决还是要持久,中国能不能打持久战,以及如何才能持久等问题,早在抗战爆发前后,国人中就已经有过不少议论,国共两党也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主张和设想。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为什么不是发表在那时,而是到了抗战爆发一年之后才发表呢?本文具体考察了造成这种情况的种种复杂原因,做出了与前人不同的分析和解读。     

国防地理视野中的抗战正面战场

中国国防的形态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巨大变化,先是边防(陆防)之外有了海防,继则又有了空防。伴随这一过程,中国国防地理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防地理形势受制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导致的国防重心南移,二是日本在华不同地区形成的既存势力格局。此外,国民政府在全国不同地域统治力量的强弱也影响着国防地理形势。战前朝野对中国国防地理有过较多探讨,认识大体接近。为因应未来战争,国民政府分别对陆、空、江海防以及战略大后方做了布局。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陆军作战主要在重要铁路干线和国际交通线展开;空军作战先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渐次转向华中、西南;海军作战主要沿长江航道展开,辅之以沿海要塞作战。正面战场的作战体现了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整体抗日战略。     

文史摘

以往,学术界多认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对国内复杂时势所持基本认识是：一手争取和平,一手准备应付内战,并认为争取和平主要是一种策略思想,这种认识明显具有片面性。抗战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主要目的是成立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推迟和限制内战策略思想是次要的。但它在抗战胜利后和全面内战爆发这期间历史演变的各阶段内涵主次表现不尽相同,抗战结束至国共停战协定签订阶段,     

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1941年,对敌后作战原则问题,中共高层存在看法上的微妙差异。毛泽东虽然不排斥运动战,但显然更坚持游击战的方针,彭德怀等人则在游击战外,更加强调运动战的必要性。正因此,1941年前八路军在作战上不可免地带有一些运动战色彩。前方所以长期重视运动战,关键在于很长时期没有完全摸清日军战斗力的底。而毛泽东所以信赖游击战,却对前方的运动战予以包容,和没有完全摸清日军战斗力的底也不无关系。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     

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问世前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在人们心中表现出两种不合时宜的情绪：先是以“亡国论”为代表的悲观情绪：不久,又滋生出一种“速胜论”的急躁情绪。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把全国军民的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决定撰写一部关于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毛泽东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长达5万余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     

略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民党抗战路线比较正确,作战也努力,这时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也较融洽。但由于国民党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后方勤务设施不健全与执行群众纪律不严厉,使一部分军队既不抗战,还祸害民众,军民关系恶化,矛盾的性质起了变化,老百姓对军队彻底绝望,便自发起来抗战与反抗军队的祸害。抗战的实践表明,只有政党实行了政治改革,采取了维护军队与民众关系的有效措施与纪律,军民关系才能融洽、有民众支援的作战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就失败。     

“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给22位模范的题词

抗战时期,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并在大生产运动中一次为22位模范干部题词表彰,一时传为佳话。毛泽东的"三种办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的疯狂扫     

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女子军事体育

<正>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加强军队和地方武装建设,提升军民的身体素质,十分重视群众体育运动,强调体育运动在强健军民体质,实现抗战建国大业中的重要作用。1942年9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周恩来要求新四军“要学习跳跃、游泳,     

盟友和对手──香港对日作战中的中英关系

盟友和对手──香港对日作战中的中英关系莫世祥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由先前援华抗战的海外基地,变成直接对日作战的疆场。自此开始的３年零８个月的香港抗战,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香港开埠百年来唯一的一次可歌可泣...     

面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周刊

<正>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抗战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9月29日毛泽东又在发表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11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也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本着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的原则,当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局面迅速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很快实行改编,加入南京政府指挥之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参加对日作战。围绕着如何配合友军共同对日作战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其军事战略方针在实     

七七事变后中国防空概况

抗战爆发初期,面对日军的疯狂空袭,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防空布署,一方面在上海、南京、徐州等地配置高射部队、防空情报所及防空监视队哨等,通过预警和地面截击,配合国军、空军作战;一方面组织了各地的消极防空,通过消防、救护、避难、疏散等手段,将日方空袭造成的损失和损害减小到最低程度。该份史料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从积极防空、防空情报、消极防空等方面反映了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防空概况。     

毛泽东是怎样处理“挨骂事件”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人员涌入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猛增,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逐渐加重。一些群众对此公开表达不满,其言辞激烈者直指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获悉自己挨骂后,并未就事论事,而是积极从这件事情当中吸取教训,把它作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重视经济工作和制定正确政策等问题的具体案例,因而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及会议期间反复提及和强调。毛泽东通过处理"挨骂事件",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问题,最终将其提高到解决党风建设等高度。     

毛泽东为续范亭买药

1941年3月,以剖腹明志、呼唤抗战的著名高级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由于常年在抗战第一线艰苦作战,不幸染上多种疾病。对于这样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抗战的爱国将领,中共中央十分关心,特意安排他到延安治疗。 对续范亭前来延安治病,毛泽东很重视,他亲自到城外迎接续范亭,并安排续范亭先来杨家岭,在自己住的院子里住下。 风尘仆仆的续范亭,见毛泽东主席对他这样关怀,十分感动。他刚刚安顿下来,毛泽东便派人     

全面抗战前后福建电影教育述略

20世纪30年代,福建电影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并未因战争陷入停顿,而是因应抗战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首先,为适应战时环境,福建电影教育组织机构不断调整变化,其主管机关先后经历了电化教育委员会、民众教育处、战时民众教育处、军管区国民军训处、电化教育服务处等时期。其次,在教育影片摄制方面,前期主要以乡土题材为中心,全面抗战后纳入了抗敌题材,并以之为中心。最后,全面抗战后广泛采用巡回等方式进行施教工作,宣传抗日。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发民众抗战热情的作用,为动员民众、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     

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及实施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围绕八路军的作战原则问题曾有一定讨论。平津沦陷至1937年9月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主张以游击战为主,但朱德等前线将领倾向于以运动战为主,并在平型关战役中组织实施了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取得平型关大捷。此后,随着毛泽东对运动战转趋积极,朱德等将领遂指挥八路军主力在忻口和娘子关战场广泛开展了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与此同时,对于前后方一致认同的游击战,八路军始终都在以部分兵力开展。八路军之所以在太原会战期间执行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原则,主要是根源于对日作战的客观现实,而对这一现实的不同观察,则是中共领导人产生不同看法的直接原因。     

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影响——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研究

论文通过对《南洋商报》刊载抗战电影传播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梳理了自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新加坡沦陷这段时间内,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过程、接受程度及产生的深刻影响。结果显示,在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一批优秀中国抗战电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新加坡本地出版的《南洋商报》刊载的相关抗战电影信息,生动纪录了这一段时间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历程。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鲜明呈现了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全民族投身抗战的时代景观,同时也积极肯定了华侨对中国抗战胜利所做的历史贡献。     

武汉合唱团为赴海外宣传抗战发动募捐情形史料一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抗日情绪激昂,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本组史料即反映了武汉合唱团赴广州及海外宣传抗战、发动募捐之情形。     

新四军第一冤案

●高敬亭是红军第28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率部在鄂豫皖边区坚持了近3年的游击战争,战绩辉煌。全面抗战爆发后,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为新四军4个支队中力量最强大的支队,在1年4个月中对日伪作战90余次,战功卓著。然而,这样一位著名的高级将领,却被新四军项英、叶挺等主要领导以种种罪名枪杀了,而且是呈报蒋介石核准执行的。这是为什么?详情请看《新四军第一冤案》一文。     

“军民合作”下国民党在广东的民众武装工作——以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为例

全面抗战爆发后,粤军大部北调,广东兵力空虚。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日军入侵威胁,国民党广东当局冀望于发动全民抗战,组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以协助粤军抗敌。广东当局在"军民合作"体制下对自卫团实行严格且颇具特色的军事训练,自卫团在对日作战中有效弥补了粤军不足,阻滞了日军攻势。华南战场转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形势的转变,加之国民党民众武装动员机制存在固有缺失,自卫团渐趋蜕化,或被中共争取,或被日伪拉拢,引起广东当局戒备和防范,大批自卫团被缩编或改编为游击部队。至此广东当局尴尬地意识到,国民党固能组建规模庞大的民众武装,但组建之后却不能对其有效管控。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广东当局再也无意大规模武装动员民众,只依靠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