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石屏发现文征明行书《西苑诗》手卷

1975年7月,云南省石屏县的一个清朝墓葬中,出土一卷明代文征明行书《西苑诗》手卷真迹。此件为绢本,已略有残损,呈赭褐色,长360、阔23厘米。绢上有细如发丝的墨线画直行格,行宽3.2厘米,共一百一十三行,每行书八至九字,最少的三行仅各书一字,全卷尚存七百一十八字。手卷内容为文征明所书《西苑诗》十首。此诗是他五十四至五十七岁在京中任翰林院待诏时,游     

敦煌写本S6537词卷考辨

敦煌写卷S6537正面为佛经注解《金刚暎》,其文首尾俱残,存933行,行25字,共2.3万余字.背面杂录各类文书,其具体内容依次为《养男契》、《放妻书》、《家童再宜放书》、《遗书》、《兄弟分家契》、《社条》、《遗书》、《放妻书》、《社条》、《诸杂要录字》、《阿郎放奴婢书》、《太子修道赞文》、《词卷》、《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并序(未完).     

“”字探源

“”字探源张涌泉俗字有＂＂字，用与＂卷＂同。明杨慎《谭苑醒醐》卷四云：＂道书以一卷为．与轴同，陶九成《说郛》用之。＂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篇卷》：＂道书称，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字又作＂＂。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字》条：＂即卷宇。...     

山主与《观音偈赞》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子部·释家类》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释家类》均著录:"观音偈一卷邙山偈一卷,山主和尚作,刘公居士传述".     

《柴翁诗卷》考

《柴翁诗卷》为一横披手卷,高三十余厘米,长近三米。卷前有许宝蘅题签,为“柴翁诗卷”四字。诗卷内装有郑珍写致道员于钟岳的诗作七首,字系行草,书于数张信笺之上,乃郑珍手迹,殊为珍贵。卷中又有《郘亭五兄属题李斯泰山石刻十残字搨本即次郘亭韵二首》、《郘亭五兄属题前明巡抚杨公文聪山水》三诗,书于同样信笺之上,字为行书。卷后有傅增湘写于辛已(1941)十一月的题识、邢端写于壬午(1942)夏至的题识,最末为章士钊作于庚寅(1950)的七言律诗一首。该手卷今藏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米芾《天马赋》卷

米芾行书《天马赋》,《石渠宝笈·初编》卷二九著录“上等来一”一卷,粉笺本,据《石初》云:“高七寸七分,广六尺零二分。”无款。后隔水有清初孙承泽跋云: 米元章《天马赋》,余于沧桑后得之故内,其奇逸处全仿颜鲁公,余取鲁公送刘道(按应为“太”字之误)冲序墨迹对观,无一不相合者,古人书法皆有原本如此,记之以自勉。退道人泽。     

记米芾行书大字七言律诗卷

辽宁省博物馆通过新的鉴定、编目工作,在原藏的法书中鉴別出一件米芾行书大字《七言律诗卷》。     

跋纪映钟《中山郝中丞两淮德政纪功碑》

<正> 《中山郝中丞两淮德政纪功碑》(以下简称《纪功碑》)卷,行书,绫本,康熙原裱,横522厘米,纵25.6厘米。“文革”期间,该卷和梁清标《送郝浴赴粤西》自书诗一起,由一未留姓名之老者匆匆送交原石家庄市文     

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下)

元人《宦迹图》卷(旧题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卷) 绢本水墨淡设色长卷,高39.3、长396.2厘米,今藏美国堪萨斯城奈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此图景物相连,画一人不同时期的事迹,无款识。卷前有佚名人书"笃恭"二大字,书于元宫廷御用明仁殿描五爪金龙黄笺上。又有明沐昕篆书"徽宗宸翰"四大字。卷后有沐昕行书跋及明宣德十年吴讷跋,都称"笃恭"二字是宋徽宗所书,而没有提到     

甘肃岷县文徵明行书诗碑

甘肃省岷县文化馆藏有文徵明行书大字诗碑二石。二碑同高182厘米,一碑宽81厘米,一碑宽98厘米,皆两面镌刻,每碑各刻《上巳》、《九日》诗一首。行书大字,字高13至18厘米,宽11至15厘米,书法苍劲雄秀。《九日》"雨晴"一首碑末有小字篆书跋一段:"《上巳》、《九日》诗四首,长洲文徵仲书也。因岷州字学不传,命曹生伯     

阿嵯耶观音形象起源、特征及其风格演变

阿嵯耶观音是具有东南亚和大理民族特色、驰名中外的“云南观音”，是南诏大理国佛教艺术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南诏国重要文献《南诏图传》等云南地方史料出发，简述了阿嵯耶观音的形象起源及大理国对南诏国阿嵯耶观音信仰和形象的认同和继承，重点讨论了云南剑川石窟梵僧观世音和阿嵯耶观音石窟造像，《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简称《梵像卷》）中阿嵯耶观音等大理特色观音画像和国内外收藏的大理国时期金银质、铜鎏金和木质阿嵯耶观音，以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和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典型造像，解析其造像风格、装饰特征及鉴别要点，并以多尊不同时期的阿嵯耶观音造像和绘画，讨论其本土化演变，包括面容、身姿特点。最后讨论了在元明后，阿嵯耶观音造像在大理转变为慈眉善目、白发白须的白族“观音老爹”形象。     

关于契丹小字《辽道宗皇帝哀册》的考释问题

1930年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辽道宗永福陵出土的契丹小字《辽道宗皇帝哀册》,册盖刻篆书契丹小字原字6行,每行6字,共计原字36个,册石刻楷书及行书契丹小字哀册文37行,每行字数不等,共计1330余字。 自从这个哀册出土之后,我国首先进行考释的有王静如、罗福成、厉鼎煃三人,而以罗福成、王静如二人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罗氏考释者见《辽陵石刻集录》卷四,王氏所考释者见《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     

国宝巡礼

范仲淹(989-1052年)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的散文名篇《岳阳楼记》脍炙人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由于年代久远,范氏的墨迹极为罕见。目前仅知有三件行书手札(分藏于北京、台北故宫)和此一件揩书作品传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道服赞》卷,纸本,纵34.8、横47.9厘米,小揩书7行共97字。据序文可知,它是作者为一位时任平海军(今福建泉州)书记的许姓友人撰、书的,此人与作者为同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债”是古代一种专用于称颂的文体,常为四言韵语。北宋道教风行,士大夫亦以道装为时尚。许氏新制道服,范仲淹请为之赞,乍闻似有媚俗之嫌。但细读其文,乃无一语涉及迷信,完全从立身处世角度,借题发挥。言简而意深,确是大儒手笔。     

蔡襄《行书自书诗》卷后“匡山凷翁”题跋小考

故宫博物院藏《行书自书诗》卷是蔡襄行书代表作,卷后有历代题跋多则,其中款署为"匡山凷翁"的一跋,前人向对作者未有详论。本文通过此卷前后题跋以及相关文献记载,考证出此跋作者为明初人吴勤,因受当时的收藏者管讷的邀请而书此题跋。通过对"匡山凷翁"身份的揭示,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此卷在明初的流传轨迹,对此间书画鉴藏史的研究或有裨益。     

敦煌写卷《妙法莲华经玄赞》研究

《妙法莲华经玄赞》是《妙法莲华经》注疏之一,敦煌遗书中存有汉文《妙法莲华经玄赞》写卷及相关钞、疏、义决、科判、讲经文等文献约70余号。通过对题跋、钤印、书法、修复、内容及版本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敦煌遗书中有一批包括《妙法莲华经玄赞》在内的唯识宗草书写卷,书法风格极为相似,应与曾在长安西明寺参访研求的大德昙旷存在紧密联系。《妙法莲华经玄赞》曾对中国北方地区《妙法莲华经》的研习和传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原与西域佛教交流的有力见证。然而,随着唯识宗的衰落,敦煌地区的唯识宗传承和草书技艺均出现断层。北方地区,《妙法莲华经玄赞》文本在元代时仍被著录和使用,而南方地区可能在两宋之际即已佚失。     

郑炳林、郑怡楠辑释的《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出版

正《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郑炳林、郑怡楠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共一百二十多万字,收集了敦煌写本碑文、墓志铭、邈真赞、功德记等216篇,吸收了大量最新公布的敦煌文献和绢画题记。书中文书排列首先遵循卷号顺序,同时兼顾文书之间的联系。校释方式主要以敦煌文书补充碑铭赞的内容,有利于读者整体把握敦煌文书特别是敦煌史地材料。此书相对于旧版《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内容更为丰富、校订更为精良,并附有清晰图版。此书的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墨迹手卷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墨迹手卷(图版壹—图版叁)(以下简称"二赋"卷),是1982年12月吉林市第五中学刘刚同志所捐献的。"二赋"卷系《三希堂法帖》第十一册苏轼"二赋"法书的原本,是一件具有很高价值的国宝。此卷现藏吉林省博物馆。一 "二赋"卷现况是卷白麻纸本,凡七接。纵28、横300厘米。行书,计七十七行,其中《洞庭春色赋》三十二行,《中山松醪赋》三十五行,     

黄姬水印章伪作一例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七次印刷本),在明代画家黄姬水"字号"栏中,有"工雅山人"别号。本文结合《续书史会要》、《粤西文集》等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姬水《行书杂诗》卷、《行书唐子西诗》轴上面的款识、印章加以考证?,认为"工雅山人"为"士雅山人"的误读,是一方伪印。由此推断,凡款识或印章是"工雅山人"的作品均为伪作。     

书雕双绝 旷世珍宝——赵孟兆页手书《临兰亭叙》与《定武兰亭十二跋》铜简在浚县发现

王羲之的《兰亭序》被世人赞为“天下第一行书” ,而赵孟的《定武兰亭十二跋》与《兰亭序》绝相似 ,自唐宋以后 ,载誉五百余年 ,至今不替。但 ,不幸的是 ,《定武兰亭十二跋》纸本真迹 ,已于清乾隆年间 ,在内府几毁於火。经英和在灰烬中拣出残存三小片 ,十六残行 ,六十余字 ,后流落到异邦日本 ,世人长期以来不能窥其全貌而为憾事。然而 ,惊喜的是 ,赵孟手书《临兰亭序》及《定武兰亭十二跋》全文铜简 ,最近在河南省浚县面世。消息传开 ,在文学界、文物考古界引起极大轰动 ,一些专家学者纷至沓来 ,一争先睹为快。世人皆知 ,赵孟 (12 5 4…     

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

本共有两则札记。第一则是《S．10号(毛诗传笺)卷背注音之性质》。S．10号《毛诗传笺》卷背有145字之注音,潘重规认为这是六朝《音隐》类作之遗迹,《英藏敦煌献》据之定名为《毛诗郑笺音隐》。本从卷背注音与正面字的关系上考察,认为卷背注音是抄写人据某种《毛诗音》移录,并非是与正字合成有机整体的《毛诗郑笺音隐》,只是它用以注音的方法与六朝的音隐类作相同而已。第二则是《S．541号写卷的正面与背面》,S．541号写卷的一面抄写有《诗经》,另一面抄写有佛典《因缘心释论开决记》。本否定了以前诸家目录以抄写《诗经》一面为背面的说法,认为抄写有《诗经》的一面应是写卷的正面,而抄有佛典一面的内容则为其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