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起舞的日子里

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     

叔叔胡乔木和毛主席一起工作的日子

胡乔木同志曾担任毛主席秘书长达二十余年,其间,伴随毛主席“深入虎穴”,赴重庆谈判,也曾亲笔起草许多重要文件,对毛泽东思想认识深刻。他的工作由毛主席直接领导,在谈到胡乔木同志的贡献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提起毛主席。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如果有人问我,“文革”中最大的冤案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抓“走资派”。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毛主席钦定的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也会随时被踢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外,     

邓小平疏散谪居南昌的日子

“文革”伊始,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因向首都高校派驻工作组,被造反派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软禁在中南海三年,经常遭到激烈批判。     

和尼克松一起看体育表演

“文革”中期,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陈云推动刘少奇、潘汉年案平反记略

“文革”中,一大批老干部惨遭迫害,被诬为“叛徒”、“特务”、“黑帮”、“走资派”,横遭摧残。党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也未曾幸免,他头戴“老机会主义”帽子,几次在会上被“四人帮”一伙同攻,家也被抄。但是,陈云同志正气凛然,对人对己始终坚持“唯实”的原则,坚持历史的真实。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承担起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     

晚上不许斗女人

“文革”时期,村里（山东潍坊地区）的一些造反派经常跑到公社,把一些“走资派”和“保皇派”揪到村里批斗。一天晚上,造反派把批斗重点集中到一个女“保皇派”身上。这个女“保皇派”是供销社的售货员,非常漂亮。据说她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和丈夫一起被下放。造反派无中生有地责问她如何勾引干部,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有正义感的群众纷纷走了。     

斯人已去 风范犹存

段先生很大度,不计较小事情,受委屈时不气馁。“文革”时他被开除下乡,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但是他从来不谈这些事。他很爱书,买了那么多书,那些书很宝贵,比如美术全集,一大摞子,几大套,当时很不容易买,也很值钱。当时他以为自己今后不能再继续搞敦煌学了,就都送给资料室。从那种状况过来的人,一定有很多的怨气,但是他没有。他平反回来后,没当领导时不说,当了领导后仍然不说,发牢骚都没有过。当了院长既不吹嘘自己,也不诉说自己的委屈。     

“是的，江青同志”

从电影演员到红都主妇,从“文革”旗手到政治局委员,江青在权力的河流里浮沉不定,她的精神动荡不安、她的个性反复无常。这一切,江青的身边人已经记忆了数十年     

想起了方方同志

方方同志是“文革”前中侨委领导下基层最多、最深入的一位,比许多司长都多。且不会拿上头的大政策居高临下训人,而愿意和下面的干部探讨问题。“文革”后他不在了,那几年我每到国务院侨办开会就会蓦然想到他,因而有一份无所归依的失落感。     

"文革"中的一次"送戏下乡"

第一次见到吴师傅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天,点灯时分,忽然一阵锣鼓声从不远处传来,母亲说生产队请来了唱戏师傅,教队里的年轻人排花鼓戏,定在八月十五上台。     

“文革”中的一次“送戏下乡”

第一次见到吴师傅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天，点灯时分，忽然一阵锣鼓声从不远处传来，母亲说生产队请来了唱戏师傅，教队里的年轻人排花鼓戏，定在八月十五上台。     

田家英在成都县中的日子

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18载、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在“革”初期即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的党内名才子田家英,是成都县立中学(现成都七中)初40班的学生。他在成都县中的学习生涯不过短短一年,却在母校和四川的抗日救亡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刘少奇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而闻名于世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其实,作为一种就业安排,它在50年代就已开始,而且在“文革”前已部署得较为完备,组织得较为严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这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刘少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改革先驱 功炳青史——记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传奇人生

经受“文革”十年冤屈和磨难的习仲勋,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4月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已是65岁高龄。一走马上任,就深入全省农村、厂矿、企业、海港、边境广泛调查研究。根据广东的情况,他第一个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在广东创办特区的改革构想,得到了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使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父亲公今度

对父亲的深刻记忆集中在“文革”10年,之前他每天忙至半夜回家,之后才刚“解放”就病了。 1966年6月的一天,中饭后,父亲讪讪地抹桌收筷理碗,然后告诉我们,他被打倒了。那年我10岁。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以后,党委副书记在宿舍里服安眠药死了;谈大教授的夫人上吊自杀了;邻居马教授的夫人跳楼未死,     

在胡开明身边的日子

1979年以前的20年里．我一直在黑龙江工作,从事新闻报道和报纸采编。1979年夏天．我被调入安徽日报社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同时也作为文化记者．写一些文化消息和文艺通讯。那时,《安徽日报》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后,正处于整顿的阶段。     

“文革”中一起未遂的军机叛逃事件

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被赶到台湾孤岛后,出于反共和“振奋士气”的需要,台湾当局把对大陆解放军官兵尤其是空军飞行员的策反工作放在了重要地位,将此称之为“心理作战”。他们主要运用广播等手段,并许以高官厚禄,策动大陆的飞行员投奔“自由世界”。而在解放军内部,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治上的动摇分子,妄图驾机叛逃祖国。     

和冼星海一起战斗的日子

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平、津、沪相继沦陷,武汉成为全围政治、文化的中心。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尤为突出,达到史无前例的声势。冼星海是1937年10月随洪深、金山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以下简称“二队”）来到武汉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去延安     

藏龙卧虎的干校放牛组

“文化大革命”期间,团中央被康生、江青之流认为是“修到了家”,连同它的下属单位,都被赶到了“五七”干校,脱胎换骨,劳动改造。同时,胡耀邦同志也被打成“走资派”,跟着大队人马一起来到了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