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赣铁路与浙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1930年代为中心

铁路交通是近代以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新条件之一.1930年代浙赣(杭江)铁路的兴筑,使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浙东、浙西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开始改变;浙江中西部地区主要城镇沿钱塘江分布的基本格局出现变化,铁路沿线城镇的区位优势明显提升,并逐步形成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冲破了自然形成的流域交往格局,重新调整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拓展了腹地空间.浙赣铁路促使途经区域现代工业和旅游业的兴起,促进了传统农副业和商业的发展,改善了浙江中西部地区人们的出行条件,传播了近代文化,使沿线300万人受益.当然,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渐变过程的开端.     

西宁--格尔木经济区发展研究

西宁--格尔木经济区以兰青铁路、青藏铁路为东西轴线,沿铁路线南北两翼为辐射带,以西宁市、格尔木市为东西节点,带动海东、西宁、海西,辐射青海湖南北的海南、海北及黄河流域的黄南,该区域占青海省56%的面积,集中了全省93%的经济总量、87%的人口规模,不仅是青海的资源富集区,而且是青海特色经济的产业区.在新世纪前二十年,要通过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使该区域逐步成为城镇布局合理、产业联系紧密、特色经济鲜明、物流快捷高效、人居环境优美、生态体系良好的经济增长带和绿色生态长廊.     

沪杭铁路与沿线区域经济变迁（1912—1937）

1909年全线竣工的沪杭铁路,便捷了沪杭两地的交通及经济、人文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往互动,同时,也使铁路沿线市镇货物、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使城乡和区域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对传统市镇格局和民众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浙北的交通区位优势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文化较为活跃的区域,沿线区域的交通、经济、生活方式及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过程,实质上就是该区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现代化铁路对沿线地区经济变迁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     

移型与换位: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之确立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化时代,亦是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市发生巨变的一个时期。上海不但在自身经济结构上实现着新的转变,而且其作为新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也得以固化,并逐渐成长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商贸中心,甚至是该地区乃至全中国的金融中心。工业化成为这一重大变化的动力源。工业化不仅凸显了区域中心城市的聚散功能,还导引了上海周边中等经济城市的相继崛起,这些城市与上海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展现出各种不同的发展特色。这样,以上海为龙头,以无锡、南通、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为次级城市,以各城市周边市镇为三级市场,层层递进,网络成片,联系成群的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渐趋得以确立。     

行政区划变动与城市群结构变化研究——以宁夏中北部城市群为例

本文以宁夏中北部地区为例,探讨了由于行政区划变动致使原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所形成的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而对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区域经济关系及其发展的正负向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在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背景下,行政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必然会向经济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转变,这一过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来说必须科学而慎重。     

铁路与东北的现代化进程——以奉系自建铁路为中心的考察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首的奉系当局着力推动东北铁路交通的自主化,初步形成了东北自建铁路体系,使东北成为中国铁路自主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些自建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改变了东北的交通运输格局,改善了东北部分地区农、林、矿等各类资源和物产的流通困境,促进了东北的资源开发,形成了新的铁路经济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也对东北的移民开发与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     

铁路与近代河南的棉业发展(1906—1937)

在1906至1937年间的华北地区,铁路兴起并形成运输网络之后,加速了河南与沿海地区的经贸交流,推动了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由此,河南棉花的种植模式、运销体系、集散行业等均发生了极富时代特色的变动。同时,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依然存在,这一转变过程又表现出很强的复杂性和普遍性。这一时段内河南棉业极具典型性,通过对其发展与变化情况的具体考察,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东北沦陷时期的满铁铁路中国工人状况

满铁是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产物,铁路在满铁经营中始终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满铁铁路运输业务不断膨胀,铁路工人数量也迅速增大,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尤其七七事变以后,满铁铁路运输日益紧张,劳动力供求矛盾也不断加剧,铁路劳动力严重不足,从业员素质下降,铁路事故增多,战时经济日趋窘迫。在这种形势下,满铁庞大的铁路交通运输体系赖以运转和经营的广大铁路工人,一方面在自身素质不断恶化条件下肩负着日益沉重的运输劳务;另一方面,却因生活日艰使本已脆弱的劳动能力无法再生。这就从人力的主观条件上使在物力方面难以增强的铁路运输,陷入了无法逆转的恶性循环。因此,1944年开始的铁路运输的急剐下滑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战时经济无法克服的各种矛盾所造成的,也正是这些矛盾,成为导致日本侵略战争末期推行所谓“决战体制”时经济崩溃的决定性因素。     

中东铁路与区域城镇化问题再探

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筑催生并带动了近代东北区域城镇的发展,而以中东铁路附属地建设为发端,在铁路经济和国内外移民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铁路沿线先后速度崛起了一批以哈尔滨、大连为典型代表的近代化新兴城镇,其城市化、城市近代化水平跃居全国前列,而东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由此开启。     

中东铁路与区域城镇化问题再探

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筑催生并带动了近代东北区域城镇的发展,而以中东铁路附属地建设为发端,在铁路经济和国内外移民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铁路沿线先后速度崛起了一批以哈尔滨、大连为典型代表的近代化新兴城镇,其城市化、城市近代化水平跃居全国前列,而东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由此开启。     

《竹书纪年》与晋唐间的史学

西晋初年出土的《竹书纪年》不但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更因其内容与儒家经典在叙述与认识上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晋唐之际的学者利用《纪年》核准文献、考证史实,同时也引起了关于经史关系、史体史例、疑古证经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究,从而对晋唐间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汉唐受降城与胡汉交融

受降城地处胡汉分界,又为游牧、农耕民族经济交汇之要区,因而在汉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降城在唐诗及汉唐文献中多有出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或战或和的民族关系皆在受降城留下了历史烙印,因而利用唐诗及汉唐文献对其进行考证,以窥当时之民族关系,实有必要。     

张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张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是清末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又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投身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与同盟会的发起人,是中国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因而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老辈”~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与破裂的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极富典型意义的作用。他先是积极倡导,奔走联络,鼓吹不遗余力;但曾几何时,他又带头发难,肆行破坏,锋芒毕露,变化迅速,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说,再没有一个人象张继那样…     

坚守立场 提升品位——贺《史学月刊》50周年

在我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一份学术刊物能坚持50年的,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称凤毛麟角了。可喜可贺的是,《史学月刊》就是中国学坛上这样卓异的刊物之一。作为长期受惠于《史学月刊》的读者和作者,在这喜庆的日子,应该说点什么呢?我来到学校图书馆,看到的是宽宽一排饱经岁月沧桑的历年杂志,静静地立在期刊阅览室的书架上。将它们一一抽出,摩娑披览,一时间竟感怀良多。从一份省级史学分会内部交换研究心得的通讯,到在国内学术界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间的曲折艰难,不说也罢;     

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

封还词头这一封驳方式发端于唐代,形成于北宋仁宗朝,主要由中书舍人职掌。北宋的封驳制度发展为以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为主、给事中封驳为辅的模式,是三省制转变为一省制过程中封驳制度的必然转变。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对于修正人事决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相较于单一的给事中封驳,无疑也是制度上的进步。但对于封还词头的作用仍不可高估,因为这一行政程序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决策。     

Hayden White (and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and Everyone Else) at the AHA

The special session at the January 1997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honoring the achievement of Hayden White and examining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his work on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was an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at least to this participant, in many more ways than had been planned or promised. The session itself, albeit fairly routine by the standard of such occasions, seemed to take on a meta-narrative of its own as each of the speakers (not excluding the honoree who was present and participating) confidently spoke at length, proceeding from deep premises which bore no relation to any of the others. My own initial anticipation that this event would produce limited variations on a coherent theme—the impact of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of narrative theory in particular on the practice and self-definition of academic history—turned gradually to rather disconcerted bemusement, especially when my turn came to listen to myself.
My previous engagement to report on the AHA session in a paper for the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at Wesleyan University became an opportunity to confide some of my freshest reactions to the event in a fairly small and very select audience. Narrating the ephemeral metanarrative I perceived as spinning itself out over the blunter facts of the AHA occasion, turned out to be the inner topic of my Wesleyan paper (this present essay), not excluding the mysterious impulses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existential atmosphere of 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 Princess Ballroom.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论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利用到消灭的演变过程,而政策的实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产生失误的主要原因则是认识上出了偏差,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and the Hunting Mythology of the Caucasus

Written evidence from the hunting folk literature of the Caucasus is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rigin of the unicorn lies in hunting mythology and that remnants of it are to be seen in the figures in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tapestries in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