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萧乾做“同事”

<正>萧乾先生出任《世纪》杂志编委会主任时,我是《世纪》的特约编辑;萧老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我第一次在衡山宾馆见到他时,也已任《人民日报》记者。尽管有此巧合机缘,毕竟在年龄上,他与我是爷孙辈;轮地位,他更是文坛巨匠,我只是个文学青年。所以当他用厚实而温暖的手紧握我的手,调皮地笑称“我们可是同事相见”时,我很有点惴惴不安。他也许察觉了我的神情,继续笑着说：“这几天我还要见见《世纪》的其他同事们。”正是《世纪》创刊,使我有幸开启了与萧老的这段“同事”机缘。     

也谈沈从文与萧乾之失和

前些时日,读到傅光明先生写的《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心中愀然不已。两贤40年的挚谊,以生分为终,何等令人惋惜。不过掩卷有思,又添出一些不安,因为文中所述,有些异于我之所知,有些甚至悖于常理,当然更远离沈从文先生的为人风貌。我有缘晤识沈先生,早在40年代就曾得领教益;而于萧乾先生却惜乎无缘直接交往。不过,我     

我为萧乾与文洁若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这是l997年3月l9日萧乾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与夫人文洁若的合影。说起这次与萧老相见,有点偶然性。那次进京本是奔梅绍武先生去的。其父梅兰芳先生是我的乡贤。事谈毕,告辞时梅绍武先生讲礼数,坚持拄杖送到电梯口。等电梯时,梅绍武先生问我去看萧乾先生没有。我说无事不敢去打扰他老人家了。梅绍武说：“听说他得了心梗。前天住院了。”     

十年三感

有幸参加了《文博》创刊十周年座谈会。因会上发言时间有限,只有借助笔端,抒发自己对主丕忠副主编及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崇敬之情,及深深的谢意。十年中,感慨万千,深感有三。 一感良师。《文博》杂志是我的必读刊物之一。它是我的良师益友,使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智慧,受益匪浅。我在学术上的成长与进步,得力于《文博》者多矣。 二感敬业。编辑部的先生们在条件极差     

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2000年3、4月份读者来信摘选

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世纪桥》(原《龙江党史》)杂志主编赵俊清:《百年潮》杂志在全国众多人文社会科学杂志中可谓独树一帜,是有特殊影响的杂志,它确以“揭示历史真相,展现世纪风云”为特色,已出版的二十六期,说明所办刊物是特别成功的。我认为贵刊为全国党史界各种期刊树立     

留得芬芳千百年化作彩虹降吉祥--为<中国土族>创刊十周年而作

1992年9月,《中国土族》创刊号出版至今已整整十个春秋。在历史的长河中,十载光阴只是弹指一挥间,而这十年中的《中国土族》,却激起一朵朵令人难忘的浪花,久久不失…… 我的父亲吕克昌是官亭地区首批参加国家干部行列的土族老人。记得他看着我送阅的第一期《中国土族》杂志,兴奋地回忆起在朱海山先生建起的小学里念书、获奖,沉     

一位英国学者对中国钱币研究的关注

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钱币与徽章部负责人、英国皇家货币协会秘书J·克力勃先生,多次给我来信,共同探讨中国钱币的有关问题。去年三月他对我在一九八三年第七期《文物》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北京出土“七二”银饼》叙述的“七二银饼”感兴趣,来信询问有关问题。今年一月他又来信对我在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国钱币》杂志上发表的短文《北     

留存信史 接力前行

<正>我与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世纪》杂志结缘,始于1999年7月,是年《世纪》第4期刊登我《毛泽东王芸生关于“另起炉灶”的对话》一文。这些年来,我在《世纪》发表30余篇文章,自2008年4月退休至今又担任《世纪》特约编审。若问我为什么钟爱《世纪》？我的回答是：《世纪》留下了信史。限于篇幅,暂且记述以下几件事吧。     

田原先生一副对联的故事

惊闻著名书画家田原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我的心不禁一震,悲从中来。我缓步阳台,肃立南望,潸然泪下,谨向享年90高龄而驾鹤西游的田先生默默致哀,祝他一路走好。当此际,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遂油然浮现于我的脑海,心灵摇荡,再一次引发我对田原先生的无比钦慕与敬佩之情。那是2001年的初春时节,我在江苏大学图书馆查阅有关民间文学杂志时,偶然发现一本装帧大方得体的《乡土》杂志,便随手翻看了一下目录。发现有     

萧乾的潮汕情缘

1999年11月16日,在汕头市区一幢商住楼俭朴的小单元房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里拿着一本发黄的小说,满脸悲戚地对《广州日报》记者说:"据说萧乾逝世了,你知道吗?"记者点点头,她继续说:"那天我突然做了梦,梦见萧乾坐在椅子上,面带着微笑,过了几天就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对她来说,年轻时与萧乾的那段恋爱经历是一生中最为美好浪漫的回忆.那么,这个耄耋之年的老太太是谁?她和萧乾有过怎样的故事?     

《大公报》报道鲁迅逝世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许,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病逝。《大公报》上海版文教记者张蓬舟、文艺编辑萧乾在7时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鲁迅寓所吊唁、瞻仰先生遗     

关于“明太祖残碑”之我见

拜读了《文史天地》杂志2000年第6期发表的王运春先生的《朱元璋与贵州之谜》和2001年第5期发表的今凡先生的《“明太祖考妣上寿”残碑考》后,我虽不是“方家”,但不妨也来谈谈拙见。     

瘦骨嶙峋仍啸傲——记陈福桐先生

我知道陈福桐先生也晚。十多年前,我还在一家月刊当编辑,社长送来一篇从某杂志复印下来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命转载。我当即读完了这篇稿子,感到很吃惊,明清贵州科举还有这么大的成绩吗？但不由我不相信,作者陈福桐说,他是查考了《明清进士题名录》、北京原国子监明清进士题名碑与其他资料而得到的,个个有姓名、籍贯、职位。     

龟兹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的历史写照──读新疆《库车县志》随笔

乍读新编《库车县志》（简称《库志》）,我倏然想起邵力子先生著《西疆杂述诗抄》中的一首诗歌：苇桥西去壮图开,城据危坡地阜财。当日龟兹震西域,却教宛马尽东来。这首诗,是1970年我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时,从新疆图书馆查阅抄录的。我之所以把它珍藏1／4个世纪,与其说热爱这首诗篇,莫如说我热爱新疆,热爱库车。当时,我去南疆、西藏采访,多次路过库车,“走马观花”;也曾在库车驻留采访十天,“下马观花”。今天,阅读《库志》,回忆当时印象,觉得我对库车所知的,《库志》上记了;我对库车所不知的,《库志》上载了,所以,我…     

梁实秋与胡适：亦师亦友四十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声名远播．交游广泛．许多人提及他时都言必称“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度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但与其相交数十年的梁实秋却从未说过此语,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坦言无论是当面会晤,还是与别人提起胡适时,他都会恭敬地尊称年长他十一岁的胡适为先生。     

姚茫父──一位有气节的现代文化名人

编者按：著名编辑家、翻译家文洁若女士,1927年生,贵州贵阳人。译有《日本当代小说选》、《尤利西斯》（合）。主编《日本文学丛书》（30卷）。著有散文集《梦之谷奇遇》等。此文系文洁若女士与萧乾先生合撰,他们还寄来近照二帧供我刊发表。一九二六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时,鲁迅先生曾愤而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第五节、《死地》、《可修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等四篇文章。著名书法篆刻家姚华（茫父）先生当时虽早已离开女师大,面对杨前输助虐军阀段棋瑞所制造的这一暴行,也义愤填膺,挥毫写下《二月六日雪》诗一首：“留…     

钟敬文先生的学问——通往世界民俗学的桥梁

我对钟敬文这个名字的仰慕,是从在翻看《民俗学》杂志,拜读先生《中国民谭型式》一文的时候开始的。说起来,这已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我觉得中国民俗学的成果越洋过海被日本的杂志登载,是很新鲜的事。而且这时的中国已在民间故事研究上达到如此的程度,对此我是很有感触。而此时,在日本即昭和八年(1933)柳田国男先生的《桃太郎的诞生》问世,这也就是说,日本用民俗学方法进行民间故事研究的道路也刚刚开始。     

黄源“皖南事变”突围记

黄源(1906-2003),浙江海盐人,鲁迅先生晚年的学生和战友,20世纪20年代后期投身于中国新文化运动,1933年开始在茅盾先生领导下编辑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文学》,1934年下半年起又在鲁迅直接领导下编辑《译文》月刊,而誉满文坛。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938年黄源毅然投笔从戎,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与朱镜我、李一氓、彭康等同志一起从事新四军文化工作,任军部文委委员,《抗敌》杂志编委,《新四军一日》主编。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中却突然失踪。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