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的影响

"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晚期,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关联,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并使中央集权的"嫡长子继承制"被打破,国本动摇,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汉昭帝时,公羊家眭弘提出"汉家尧后"思想,这无疑受到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视昭帝为尧,"汉家尧后"思想正源于此。"汉家尧后"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要用尧的火德代替汉武帝的土德,它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产生了根本变化。     

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观

阴阳五行对秦汉政治史观产生了深刻影响。秦汉时期共有四种主要的政治史观 :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 ;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家尧后说 ;董仲舒所创三统说以及质文说。这四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 ,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李君碑》简论

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的东汉蜀郡太守《李君碑》,蕴含了重要历史信息。《李君碑》开篇5句叙述了汉顺帝初期的历史:一是表明了汉顺帝继位的正统性、合法性、曲折性;二是指出了顺帝时聘贤人、崇经学、兴教化、美风俗等善政。《李君碑》中还记载了吴国李君的先祖情况,为李姓起源和李姓始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更早的史料。汉代尊尧,有"汉家尧后"之说,《李君碑》两次提到汉朝与尧的关系问题。"受尧余则"、"曹国是循",是说应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以尧的教化之道治理天下。《李君碑》相关文字说明尧在汉代政治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汉初王国制度考述

西汉初年 ,在郡国并行的制度框架下 ,皇帝与诸侯王“共治天下”。汉朝法律只在汉朝直辖地区普遍适用 ,对王国事务的干预限于诸侯王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 ,普通吏民的谋反等重罪 ,后妃、宫禁、二千石以上职官等重要制度。除此之外 ,各王国另有自己的法律 ,用来管理本国的其他事务和制裁本国吏民的其他犯罪行为。王国法律中有些部分由汉朝统一制定 ,有些部分由各国自行制定 ,具体内容与汉法有同有异。在司法环节上 ,王国的独立性更为明显。由于诸侯王有权“自置吏” ,王国官吏皆“从王治” ,案件审理程序基本上脱离汉朝而自成系统。由于王国官吏多由本国士人充任 ,当地文化和习俗对诸侯王产生影响 ,使王国政治普遍表现出从俗倾向。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的情况下 ,允许王国在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 ,有助于缓解东西文化冲突 ,为汉朝避开亡秦覆辙起了一定作用。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两汉诏令中的皇帝身份——从“奉宗庙”到“承大业”

在西汉的诏令文本中,皇帝多以"奉宗庙"的身份呈现。从宣帝时期开始,诏令文本中出现了另一种皇帝身份——"承大业",它在东汉的诏令文本中完全取代"奉宗庙"而成为唯一较为固定的皇帝身份。两汉诏令文本中皇帝身份由"奉宗庙"到"承大业"的转变,与"汉家尧后"说和绍述古圣先王功业的理论建构有着直接关联。"承大业"身份不仅可以涵括血脉延续所赋予的合法性,同时也彰显了绍述古圣先王功业所带来的正统性。两汉皇帝身份的转变为皇帝制度注入了新的儒家政治文化内涵,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权力规训。     

阴谋家陈平

陈平是秦朝末年阳武县人,后来官至汉朝丞相。 《史记》上说他“少时家贫”,但又记载他家有土地30亩,应该算是个自耕农。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起来造反了,天下大乱。     

秦制、楚制与汉制

秦制、楚制与汉制卜宪群《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干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司马迁立《秦楚之际月表》而不立《秦汉之际月表》,以及他把汉家之立归因于陈涉、项氏...     

四川汉代画像中的"担负"画面

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中的“担负”画面,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汉代社会情形。结合文献记载,从中可知文景之治时社会繁荣的盛况,也可知汉朝政府徭役导致百姓的担负之苦。文中对此作了深入探讨,通过画像内容分析,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认为这些画像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丰富信息,值得特别珍视。     

"关余"产生的时间

出现于中国近代关税史中的“关余”这一概念,其产生的具体时间究竟为何时,目前在关税史研究中还是众说纷纭。一般都认为它产生于鸦片战争后,当关税用来作为外债的担保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指一般的关税交出剩余。其实弄清“关余”产生的时间,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它关系到对“关余”性质问题的认识与否。因此,我们不能把出现于中国近代关税史上这个特殊产物的概念简单化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中国关税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的一种表现。具体说就是“关余”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关税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至于“关余”究竟产生于何…     

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

戊己校尉是汉王朝在西域设置的重要官职,其职数情况是：西汉元帝至哀帝和东汉明帝时所设的戊己校尉,实际上均为戊校尉和己校尉二职,后又都合并为戊己校尉一职;无论是分设二职,还是仅设一职,其属官都分别有校尉丞、部司马、曲候及校尉史、司马丞、候令史等。作为中央派往西域的驻屯兵的军事长官,无论戊校尉、己校尉还是戊己校尉,除听命于中央,大约西汉至东汉中期要受敦煌太守节制,此后则由凉州刺史领护。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与西汉南郡属县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所载汉武帝初年南郡"免老"、"新傅"、"罷癃"等3个统计簿,对研究西汉南郡政区地理具有重要价值。结合其它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就西汉南郡属县(包括道和侯国)的变动情况得出几点认识:江陵、巫、宜成、秭归、临沮、夷陵、州陵、夷道、中庐、邔等10个县、道、侯国,均与西汉朝相始终,且当一直属南郡;孱陵、索、下隽、竟陵、安陆、沙羡、轪等7个县、侯国,西汉前期应属南郡,之后分别转属他郡或他国;销、显陵、醴阳等3个县,当分别于西汉前期或后期废置,废置前均应属南郡;便侯国约于文帝时由长沙国迁入南郡,武帝元鼎五年国除,改置编县;枝江、当阳、郢、鄀等4个秦置县,西汉初或均废置,武帝初年以后又都复置,且属南郡;高成、华容、襄阳等3个县、侯国,均当为武帝初年以后新置,属南郡;西陵县,西汉时或从未属南郡。     

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

秦汉时期共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为尧后说,以及董仲舒所创三统说。秦到汉武帝时,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占政治史观的主流,汉昭帝以后则被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代替,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在汉武帝时形成,此后便和五行相生政治史观平行发展。这三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

汉武帝元封五年设立的刺史制度,传统中的观点大多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其实,“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是将全国除京畿以外的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做”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有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     

汉代北边的"关市"

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发挥活跃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代起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时期,依然联系着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往。战争中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其实都意味着对"关市"的直接破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吸引多民族群众的经济作用。《后汉书》所谓"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说明"关市"的作用,是边地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通关市",是汉代北边贸易往来的重要形式,除此正当途径外,北边贸易还有非正常乃至非法的形式。     

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坑儒一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因此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由于立场不客观,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误认为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的认识,尽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仍然属于历史认识,与故意伪造的谎言有质的区别。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个主要方面。政治上,黄帝实现了"统一",并为巩固"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经济上,黄帝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在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宗教上,黄帝具有突出的神巫特征,是集宗教神权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远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实是司马迁兼采先秦、秦汉不同时期的史实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塑造的形象,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     

西汉秦中祠疏说

西汉秦中祠祠主是秦二世胡亥,但何以名作"秦中",历来没有疏解。汉人以"秦中"称二世皇帝,另有因缘。笔者以为"秦中"又称"秦仲",乃是因为"仲"是表示次位的序数。所谓"秦中祠",也就是秦二世祠。     

清代前期满族传统教育述论

大清定鼎中原前夕和之后一个半世纪,在满汉文化思想接触、碰撞、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清帝出自居安思危、巩固皇权和延缓政权衰落周期的目的,在皇族宗室子孙、八旗子弟及中枢臣僚中开展民族传统教育,强调“力戒汉俗”、“不忘满洲骑射旧俗”,并将其视为“祖宗家法”和与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的基本教育之法。自太宗至仁宗嬗递六代,其间因各朝政治形势和教育针对性的变化,发生诸多修正,由此反映出社会进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