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探秘（三）——日本画纹带佛兽镜是吴镜吗

笔者在《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探秘：中日画纹带佛兽镜的同模镜考》一文中（以下简称为《中日同模镜考》）,经过充分论证,确认了《中原》佛兽镜（图1）、日本御猿堂佛兽镜（图2）、京都佛兽镜（图3）是同模镜。三面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是同模镜的结论,对中、日画纹带佛兽镜铸制地、出土地的探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原》佛兽镜是十年前的收藏品。     

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探秘——中日画纹带佛兽镜的同模镜考（四）

画纹带佛兽镜在上世纪最早出土于日本,见之于图录的有日本原河内金刚轮寺所藏画纹带佛兽镜,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以下简称京都佛兽镜,图1）,日本长野县御猿堂古坟出土画纹带佛兽镜（以下简称御猿堂佛兽镜,图2）。     

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探秘 中日画纹带佛兽镜的同模镜考(一)

现在存世的画纹带佛兽镜,主要出土于日本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其名称源自画纹带神兽镜,是日本考古学术界的重大研究课题。因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出土发现报道,画纹带佛兽镜极少进入中国考古学术界的视野(图1)。把画纹带佛兽镜引入中国学术文博界的是王仲殊,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这些画纹带佛兽镜,就其整个形制和纹饰而言,和画纹带神兽镜是十分相似的,所以,所谓的画纹带佛兽镜是画纹带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于怀旧藏的日本画（下）

《“于怀”旧藏的日本画》(上)发表后,受到一些朋友的关心和垂问。又有收藏者转告我,于怀原是东北的知名画家和收藏家,大约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70年代去世。因此,于怀的面影稍微清晰了一点。我一方面拜托他了解更多的情况,一方面借此机会谨表谢意,感谢朋友们的鼓励,继续将全文做完。坚山南风《鱼梁图》(图1),绢本着色,126.0×41.0厘米坚山南风《鱼梁图》,局部(图2)画家题款:“南风”,钤“南风作”印。于怀题签:“坚山南风画《鱼梁图》,丙     

旅顺博物馆藏日本画管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日本绘画的产生与发展深受中国绘画的影响,但是日本人在学习、接受中国绘画的同时,并不是机械地照搬、模仿,而是将中国绘画与日本本民族传统的审美意识有机融合,使日本绘画的表现形式与审美内涵与中国绘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继续学习中国传统绘画、日本传统绘画的同时,主动学习西洋绘画中的某些表现技法,从而开创了日本绘画艺术的新境界。中国是日本绘画的收藏大国。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博物馆、文物商店、工艺品公司、画廊以及私人手…     

一面奇特的宝相花画纹带神兽镜

湖北省鄂州市是我国古代四大铸镜中心之一,因在汉、三国时期盛产铜镜而闻名国内外,其中尤以各种神兽镜最具当地文化特色。我们热爱中国统传文化,更酷爱研究,尤其对汉、三国时期的铜镜更是情有独钟。最近在与当地收藏家协会的交往中,发现了一面酷似神兽镜的铜镜,该镜圆形、圆钮、圆钮座,栉齿纹凸棱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对称四兽间以四个立体宝相花纹饰,外区十个方枚一周,每枚四字铭,铭义模糊难以辨认,十个半圆枚一周,半圆枚的立面饰莲瓣纹,其外为栉齿纹一周。由五龙拖舟、羽人驾舟、仙人奇马、神人捧月以及鸟、兽等组成画纹带,素缘。直径14.3cm、厚0.6cm。此镜品     

中国古铜镜在日本早期国家政权形成中的作用——兼论日本出土的三面画文带神兽镜

日本古坟时期众多的墓室里出土了大量中国古铜镜,它们是三国时魏明帝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这些铜镜帮助和佐证了日本大和王权的建立,并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日本正仓院藏镜（一）

一．概述 专事收藏珍贵文物与佛家经典的正仓院（图1）,位于日本奈良市东大寺。大佛殿正北方向约300米处（图2）,这是一座用桧木建造的木结构古建筑,经过历代的精心翻建（重建、再建）与维修,存世至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日本古代征税以稻谷为主,存放稻谷的仓库称为正仓。此外,百姓纳税的内容还包括钱财、绢制品、铁制品等。     

就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1)——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

我国早期佛像主要有三种装束,即右袒式、通肩式以及褒衣博带(即褒大之衣,广博之带)式.前两种装束由印度传入,而褒衣博带式(又称“冕服式”、“绅带式”)则是佛教造像入传中国后“汉化”了的产物.在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褒衣博带式”造像多处可见.龙门开凿前后,这种装束的佛像成了石窟造像中的主流.日本的早期佛教造像亦接受了“褒衣博带式”的影响,如著名的飞鸟大佛,法隆寺释迦三尊等均属这一装束.关于褒衣博带式佛像产生的源点,中日学者均认为在中国南方.北魏的“政教合一”和崇尚汉文化的政策,则是“褒衣博带式”在北方普遍推开的主要原因.就现存早期佛造像看,北方在北魏期间开凿的云岗第十六窟中,褒衣博带式佛像已置于窟中主要位置;在南方,四川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 佛坐像亦属此类衣式.这两处造像,是中日学者长期以来作为褒衣博带式造像研究的最早范例.     

清逸平和 渊自唐反 湖北省文物商店藏日本画

日本画与日本民众的生活、建筑环境紧密相关,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隋代日本文化就已经与中国有过交往,但真正同中国文化的交往则始于初唐。从那时起,中国文化开始系统进入日本。确切地说,日本美术从造型的感觉和内容的构成上完全继承了唐代的文化特点。日本画全以初唐美术文化为基点和核心,同属于中国文化,     

会稽画像镜中的幢和节——兼谈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上的笠松纹

在东汉会稽画像中,幢与节的纹饰不多见,铜镜中的幢纹与日本古坟时期(主要是指4世纪前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上笠松纹有密切关联。有必要先搞清中国古代幢、节的关系及它们的具体表现形态,因为在表现形式上它们之间存在有太多的模糊性,理清了这个问题再来谈它们与三角缘神兽镜的渊源关系似更有益。为了寻找和捕捉更多的与之相关联的历史信息,我把视野拓展到同时期的越窑系瓷器、画像石等文物,收获良多。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上灶乡曾出土一面东汉时期的会稽画像镜,该镜直径21.3厘米。纹饰以四乳钉为界分作四组,布局为:一组三羽人各骑一飞…     

日本关东军的滋生与覆灭（中）

日俄的旅顺之战，枪弹横飞，炮轰雷鸣，破坏了中国大好山川、河流及海洋，更给当地居民造成重大伤亡。据盛京将军赵尔巽于1905年9月向朝廷的奏报，俄军炮火伤亡我居民647人，日军炮火伤亡我居民178人，财产损失折银700多万两，又钱币2500多万吊。翌年4月27日，清朝政府曾向俄使索赔，却遭到拒绝。是否也向日本提出过索赔?未见到有关资料。     

解读日本 研究日本（上）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谱系中,毋庸质疑,“日本”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一旦点击了这个谱系,与此直接间接相联系的——“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中日关系”、“中日人民友好”、“天皇”、“武士道”、“右翼势力”、“靖国神社”、“汉奸”、“台独分子”等词语,     

1945年9月3日 日本投降前后的中共宾县党组织活动纪实（一）

一、曙光在前 治安维持会 日本战败消息传到宾县,宾县社会上层人物一片混乱。伪县长王恩周下令发给伪职员每人三个月工资,以备急需,警察特务机关院内烟尘滚滚焚烧罪恶档案。高级日本官员从银行中提出中国人民巨额血汗现款,纠集日本人武装起来向深山逃窜,建立在沙丘上的日伪统治大厦崩溃了。     

清代（1644-1840）中日两国贸易管理之比较

清朝政府通过设立海关和任命海关官员、征收关税、加强对贸易商船的管理来进行对日贸易管理,有一整套管理制度。而日本政府则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制度。但管理方法切实可行。两国政府从统治的立场出发,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两国贸易的进行,有较严格的封闭性;在具体的管理方法上,各有特点,两国的管理措施都是严密有效的。     

从中日出土同模唐镜说起——纪念日本奈良高松塚古坟发掘35周年

1992年7月,日本青木豊《和镜的文化史》曰:"有这样的感受,历史上从中国向我国输入了大量的工艺品,与其同类器物相比,都属于高档水准。正仓院传世的(55面)铜镜是这样,奈良县高松塚古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下称A镜)亦是如此,即使在中国本土也没有发现过这样顶级的铸造品。"①35年前,高松塚古坟发掘之时(1972年3月),正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     

明清之际日本长崎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略（二）

二、出身于闽籍华人家族的唐通事 童家洲等国内学者围绕唐通事问题展开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尽管存在不足与缺陷,有的甚至有严重的错误）。本文在概括介绍唐通事的一般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考察福建籍唐通事家族情况。     

中国关内战场日本陆海军部队要览（1937-1945）

文章列举梳理1937－1945年除东三省、热河省外的中国关内战场日本陆海军部队情况,包括日本陆军地面部队、陆军指挥系统、陆海军航空部队、海军舰艇与岸上部队的年度异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沿革、海军舰艇使用等。     

在2013年新方志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13年10月21日）

今天,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的2013年新方志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市召开了,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向来自方志界和科研院校的修志同仁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给予此次研讨会大力支持的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