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的“伪北大”岁月

沙滩红楼是老北大的象征,铭刻着“民主”与“科学”的历史印记。从1918年红楼建成,到北京大学迁址到西郊燕园,北大红楼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然而在日伪统治时期,这座大楼却与北京大学有了暂时的分离。人们通常把西南联大看作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延续;而这时的北大红楼,先是被作为日本宪兵队本部使用,     

一桩不堪回首的往事——参加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回忆

日前,拜读了《纵横》杂志2005年第11期刊载的汪子嵩的大作《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忆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一文,情不自禁地令我回想起当年参加这个调查组的种种情景。1958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北大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共党史4门课程,校党委书记陆平兼教研室主任),准备让我教马列主义基础课。这时,正值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学校党委动员我参加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一1958年8月17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     

林丽韫：我和我的祖国（二）

惜别北大,是为了“把一切献给党” 1953年7月暑假的一天,我正独自抱着书坐在北大未名湖畔的树下阅读,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叫我速到教务处去。到了那里,我才知道爸爸到了北京。这真让我喜出望外,没想到刚刚分开一年,父女俩就要在首都北京重逢了!     

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

1939年1月,在北平成立了日伪控制下的"国立北京大学",但它与北大无任何干系,被称为"伪北大"。伪北大的兴亡,在厚重的中国现代史上,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史中,它被视为异类。但它确实存在了七八年的史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正视。《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一文再现了这段历史。     

对朱穆之的一点回忆

正1972年10月,我从中宣部宁夏"五七干校"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与朱穆之相识。新华社所在地原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大院"。抗战胜利后,北大在此设立四院,先后作为先修班和文、法系科一年级新生校址。1947年我考入北大经济系后,曾在此就读过一年。我来大院工作时,穆之刚从新华社山西永济"五七干校"解放回社,恢复社长职务。他在"文革"开始就被"打倒",在社内隔离审查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大师初次登台也尴尬

1920年,22岁的朱自清修满北大学分而提前一年毕业,被推荐到浙江第一师范工作。朱自清从没想过要教书,连基本的“教育学”之类的书都没翻过。尽管北大读书期间他在夜校教过学,但仅仅属于扫盲之类的文化辅导,不算正规的授课。 当年轻的朱自清面对这些同龄的师范学子,甚至比自己大四五岁的“老学生”时,顿时手足无措,浑身发抖,非常机械地背着教案,根本谈不上组织教学。     

名士亦须人提携

正名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固然以内在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章士钊曾云"名士亦须拉缆人",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是凭借相互间的提携、扶持而跻身名流。1917年,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没有考上。但是,前一年梁氏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究元决疑论》,以近代西方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蔡元培读后,认为他功底很好,前途无量。当他得知梁没有被北大录取时,甚为惋惜,说:"梁漱溟想当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于是,梁漱溟被聘来北大主持印度哲学讲习。试想,如果当初没有蔡元培的"不拘一格录人才",何来日后的"一代大儒"梁漱溟?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早     

赵宝煦教授谈俞可平

俞可平是1985年入学北大读博士的,到北大来之前,他在厦大哲学系。那一年我招了俞和王浦劬,他们算是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批政治学博士(不含台湾)。俞可平读书刻苦,1980年代博士生英文底子一般不好,他此前也没有出国学习的经历,只在美国访问一年,此后到德国等地讲学便都用英文。     

北大新校长 周其凤的吉大四年

周其凤,194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65年考入北大化学系,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1980年国家公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83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北大任教。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年至2004年,任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司长。2004年7月,被任命为吉林大学校长。2008年11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副部级)。     

1919年蔡元培辞职风波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到1926年最后卸任,其在任将近10年,但实际在校执掌校务时间不足5年时间。在近10年时间中,蔡元培一共提出过7次去职请求,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一次被政府批准。直到1926年7月。张作霖将北京大学改名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被终止。在这7次辞职中,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第三次辞职原因众说纷纭。     

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

我于1970年北大毕业后,经唐山军垦农场储备劳动和北外回炉进修之后,于1973年3月进入外交部,被分配到苏联东欧司苏联处。通过参与中苏边界谈判和其他对苏工作,我对中苏之间近四十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一位百岁老人的北大情

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厅,高朋满座,鲜花簇拥。与会者静静地听着一位老人充满深情的讲话:“70年前我受蔡元培校长的邀请,从海外归国到北大任教,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现在,我年纪大了,双目失明,专业课不好讲了,但可以来教英文。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随时就来。”这是1994年北大图书     

燕园四年

1954年夏,我在芜湖专区工农干部化补习学校当化教员,因为长江发大水,江堤溃决,灾情严重,我在参加高考后被抽调至无为县汤沟区帮助抗洪救灾。不多天,学校派专人送来了北京大学寄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接过来一看,“啊,我被北大中系录取了!”我不禁失声地叫了出来。经领导批准,我立即乘船回到芜湖。8月28日,我携带行李乘船先到南京下关,然后搭乘北上的火车,于8月30日夜到达北京火车站,早有北大派来的汽车把我们这些新生接到燕园。     

好父母助儿敲开耶鲁之门

他跳级升入初中,高二时参加湖南中学生物理奥赛,获得理论总分第一名,接着又在第十八届全国中学生物理奥赛中获奖。因此被顺利保送进入北大物理学院。今年,他作为北大的优秀毕业生,被美国耶鲁大学等八所知名学校“追逐”。在经过慎重抉择之后,情定耶鲁,他也因此成为耶鲁大学物理学院2006年在中国录取的惟一一位博士研究生。请看:     

与郑惠同志交往二三事

我与郑惠同志交往并不多,但这为数不多的交往却督促我在某些理论问题上做纵深研究,至今难以忘怀。1991年4月的一天,按导师萧超然教授的指点,我骑车从北大出发,追溯1919年5月4日学生的游行路线,并寻访当年李大钊被捕的院落、陈独秀居住的平房、北大红楼等历史遗迹。将近一天的奔走,已是人困马乏。到五四书店买书并休息,我被书架上《李大钊文集》和《陈独秀文章选编》吸引住了。可是囊中羞涩,只得与服务员交涉留一套,下次再买。服务员没有理睬。旁边的一位长者看我那么执着,忍不住说:“同志,你就给她留一套吧!”服务员仍没有应允。他无奈地转过脸好奇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为     

老北大的三位血性湘女

历史的大幕徐徐降下,凝结在历史大幕上的痕迹也许已经被时间风化和稀释而被人们所淡漠,于是,就有了当年鲁迅似的感慨：“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不知怎的,那日与友人说到这些,忽然就想到了北大——老北大的三个湖南籍女子。     

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

文革荒唐岁月中,在各派纷演闹剧的同时,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也在北大轰响。北大副校长、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周培源被深卷其中,并成为与以聂元梓为代表的造反派斗争的一面旗帜。最终造孽者被带上历史的批判台,历史潮流重归正常。     

北大上学记

正1958年,我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发放录取通知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参加中学组织的街道工厂劳动和街道扫旨工作,到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才剪断系联母校的脐带,准备开始新的生活。考取了第一志愿去北大读书,当然高兴,因为北大是我熟知的学校,上小学的时候,我家住在西老胡同,每天都要经过北大理学院的大门,穿过一个窄窄的胡同——     

北大的校格与蔡元培的人格

北京大学前五十年以12月17日为校庆日,后五十年以5月4日为校庆日。大概因为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北大也因五四运动而声誉大振,可惜有考据癖的胡适也没有把北大生日考证得很清楚,据陈平原考证,北大的真正生日是戊戌年11月18日,即公元1898年12月30日。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时,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紧急征稿,写了一篇《我观北大》,提出北大的校格问题。“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今天有人把北大的校格概括为“独立”与“自由”、“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