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

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影响深刻 ,甚至决定着高祖朝的政局走向。李世民在唐突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既是唐朝与突厥接触、联络的关键人物 ,又是唐朝对付突厥的重要军事将领 ,同时还成功地利用自己与突厥贵族的交情以及突厥的军事入侵 ,长期保持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     

试析突厥汗位的继承制度——以前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为中心

可汗是突厥汗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独占。关于汗位的继承制度,目前史学界尚未达成一致见解。突厥汗国并未设立储君,在汗位继承上,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叔侄相继等多种方式,国人会议的推举、先可汗的遗命、生母的贵贱、继任者的实力、可贺敦的意向等是影响汗位继承的重要因素,尤其国人会议的推举是法定必经程序。故汗位继承实行的不是世袭制,而是向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     

从《通典》中的赐姓看中原王朝与突厥的关系

在《通典》中,关于赐姓方面的材料只有三条,分别是武德年间、贞观年间、开元年间,而根据这三条材料恰恰可以整理出此时期中原王朝与突厥不同阶段的关系特点。本文即以这三条材料为线索,对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和突厥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整理。     

唐太宗攻灭东突厥

正武德年间,东突厥屡次南下扰边,威胁唐北部边境。629年11月,唐太宗为解决北部边境问题,派兵反击,最终攻灭以颉利可汗为首的东突厥。经过长达4年的战略准备和部署,以突厥进攻河西为借口,命李靖为主帅,分五路大军分别出击,进攻突厥。唐军主帅李靖接连奇袭定襄、阴山,战争持续4个多月,唐军最终攻灭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唐灭东突厥,使隋末以来北方突厥对中原的袭扰得到了有效遏制,并为征伐薛延陀、回纥、吐谷浑、高昌以及西突厥打下了重要的战略基础。同时,唐太宗恩威并施,采取了非常成功的民族政策,获得"天可汗"的称号。     

从突骑施钱看唐代汉文化的西传

突骑施原系突厥十姓部落之一,散居伊犁河流域。显庆三年(658年),唐朝在中亚广设羁縻都督府州,于突骑施部落设置过嗢鹿州和洁山两个都督府。乾陵六十四蕃臣石像群中有其首领"右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傍勒"像。公元7世纪末,西突厥可汗不为诸部所服,呈现十姓无主的混乱局面。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借机起兵,驱逐唐廷册立的阿史那斛瑟罗,控制了西突厥大部分领地。开元六年(718年),突骑施可汗苏禄又南下楚河流域,     

两方唐代镇墓石考记

兴起于北朝后期的突厥对我国隋唐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大破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突厥余众亲附唐朝的有十余万口之多.唐朝对归附的突厥王公贵族尽力笼络,其"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1].     

古代突厥民族历史意识兴起原因探析

突厥民族的历史意识兴起于第二汗国建国时期。由于唐朝将突厥降附部众与其它不同民族安置于河曲地区,彼此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差异,促使突厥民族族群意识的形成与民族认同感的提升。阿史那骨咄禄起兵反唐时的重要谋臣阿史德元珍曾入侍于唐,深受汉文化影响,了解"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在骨咄禄复国期间,利用突厥民族共同的祖源记忆以及东突厥覆亡于唐的历史教训,不仅强化了突厥人民的凝聚力量,同时亦促使突厥民族产生出强烈的历史意识。     

回鹘在敦煌的历史

回鹘原称回纥,早先服属于突厥,西突厥汗国处罗可汗强盛时,又服属于西突厥。处罗可汗残暴无道,坑杀属部首领六百余人,回纥联络各部,奋起反抗,其首领号称俟斤(irkin),自成一股势力。薛延陀汗国强盛时,回纥又依附于薛延陀。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助唐灭薛延陀汗国,“遂并成部曲,奄有其地,”“南过贺兰山,”于是遣使入唐,请置唐官,唐太宗在其地设“六府七州”,回纥所居之地为瀚海都督府,以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唐高宗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回纥首领婆闰率精骑五万,助唐西征,建立奇勋。龙朔二年(公元663年),唐朝特许立功的回纥将领及其亲属南徙水草丰美的甘州(今甘肃张掖),设置侨居的“回纥州     

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关系视野下的灵州与参天可汗道

在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灵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隋唐两朝防范与抵御突厥、薛延陀南侵的重要门户。丝路草原道的出现、羁縻府州制度在漠北的推行和灵州会盟的举行共同促成了参天可汗道的开辟,为北方边疆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唐朝的强盛、民族关系的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以交河公主事迹为中心看唐与突骑施之关系

交河公主作为蕃臣女被册为和亲公主嫁于突骑施,被唐廷用以延续阿史那氏在西域的统治权威。但这次和亲并没有建立起双方长久的稳定关系,因互市贸易而爆发出来的矛盾冲突也宣告了唐朝旧西域政策的失效。     

突厥派往唐朝的使者述论

突厥与唐朝的关系是唐代前期民族关系的热点,但学术界对突厥与唐朝关系史的研究,多注重双方兵戎相见的一面,对双方的友好往来则未能给予足够重视,这是为人所忽略的课题之一。为此,笔者曾撰文对唐朝派往突厥使者的活动做了较系统地论述,但仅涉及到了双方使者往来的一个方面,今依所见史料,试图再就突厥(东突厥、后夹厥)派往唐朝使者的活动做概要论述,以求全面反映双方间的使者往来情况。     

从“封”与“授”的四次转化看唐与东突厥关系之嬗变

唐初,东突厥是唐朝边疆经略的重点。由唐对东突厥册封与授官的四次转化,可以看出双方关系的变化。唐高祖时期东突厥强势,唐与东突厥从无封授发展到虚封;唐太宗灭亡东突厥汗国后,将虚封突厥转化为实职授官,这是唐与东突厥封授关系的重大转变;将突厥回迁后,为了提高其首领威望,唐太宗又将授官转化为册封;贞观末年突厥余众叛乱后,册封被迫转化为授官,突厥首领思摩被正式纳入唐朝中央官制系统。在这四次转化过程中,封与授、封授级别、封授性质、封授目的、封授后的结果都不相同。封授是衡量唐与东突厥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     

突厥汗国室点密政权的西征

公元6世纪中后期,突厥在蒙古草原崛起,并打败其宗主国柔然,进而大肆扩张。6世纪末期,汗国的西面大叶护阿史那室点密领兵西征,并与当时雄霸西亚的萨珊波斯建立联盟关系,共同灭亡了中亚霸主噘哒汗国,在中亚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突厥汗国的崛起以及阿史那室点密的西征,引发中亚局势的巨大震动,促进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中亚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以及对中亚本地区的人文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旧唐书》勘误一则

据《旧唐书》卷1《高祖纪》载: (武德八年八月)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太谷,王师败绩,中书令温彦博没于贼。又据《新唐书》卷1《高祖纪》载: (武德八年八月)并州行军总售张瑾及突厥战于太谷,败绩,郭州都督张德政死之,执行军长史温彦博。经过考证,笔者认为:新书为是,旧书为误。因为据《旧唐书》卷67《李靖传》载: (武德八年)突厥寇太原,以(李)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与张瑾屯太谷。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     

牟羽可汗与摩尼教

牟羽可汗,是回纥汗国的第三代可汗(公元759—780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曾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积极发展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使维吾尔族的古代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他把摩尼教传入回纥社会,并将之定为国教,对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维吾尔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回纥的历史,研究回纥中的摩尼教,我们都不能避开对牟羽可汗及其与摩尼教关系的研究。     

唐朝平定薛延陀与加强漠北的管辖

7世纪前半期,唐朝漠北地区的主要背离势力,先是突厥,后为薛延陀。贞观初年,唐中央政府凭借其初具优势的军事实力,利用突厥上层集团的内部矛盾,从政治和军事上彻底打败了突厥,结束了突厥称雄漠北的历史。当唐朝把注意力对准突厥之际,漠北地区的     

吐鲁番敦煌文书所见的突骑施

近年来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不仅为晋唐典制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中亚史研究,也赋予了追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际关系的珍贵凭证。吐鲁番文书中,突骑施记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原来,当西突厥汗国于659年灭亡之后,8世纪崛起于碎叶川及伊犁河地区的突骑施,遂成为与西州紧邻的"邻藩"。在唐朝于中亚地区以"天可汗"名义领衔的防卫体系中,突骑施是西方的屏障。从文书中考见的突骑施与西州间金帛市马贸易的     

唐代武德年间福建地区建置沿革考

唐代武德年间福建地区行政建置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但相关沿革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完全厘清。一为学界对武德年间建州、泉州的沿革关系众说纷纭。今考证武德四年曾改建州为泉州，与武德六年另置之泉州非为一事；武德四年另置一建州于建安县，亦有别于武德元年建安郡所改名之建州。二为武德八年闽地设都督府，部分史料及学术研究均以为是“丰州都督府”，根据出土墓志等相关史料，应更名为“泉州都督府”。     

吐谷浑王族后裔今何在

吐谷浑是中国古代西北很有影响的鲜卑族政权,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吐谷浑政权控制着青海大部及甘肃、新疆等省区的部分土地,曾经消灭了赫连氏建立的夏政权,对北魏、隋朝和唐朝统治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在《从军行》中写道:“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当然,这里所说的“吐谷浑”只是泛指征战首领,并非指吐谷浑可汗,因为王昌龄写诗的时候(开元年间),吐谷浑早已经东迁到唐朝境内。事实上吐谷浑与中原王朝的友好联系应当是主流,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册封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诺曷钵因…     

唐天宝年间的北疆边防与边地经营

在唐朝与漠北游牧政权的较量中,漠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唐朝的势力逐渐向北扩展,并在天宝四载（745）后突厥覆灭后控制了整个漠南地区。为了适应新的北疆形势,唐朝开始将边防线向北扩展,大同军、清塞守捉、蔚州州治先后北移,云州、蔚州成为唐朝在河东新的边防前沿。在朔方,唐朝先后设置振武军、横塞军、天德军,确立起对阴山南北的控制,突破了此前以黄河沿岸为防守重点的军事格局。后突厥灭亡后,为了维持漠北草原的均势,唐朝大力扶持葛逻禄等部落与回纥对抗,并成功地阻止了回纥势力的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