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坏与整饬:乾隆朝云南疆臣贪腐问题研究

乾隆年间,云南吏治日渐腐败,在30年的时间中先后发生数起封疆大吏贪腐案,对云南社会和边疆稳定造成了深远影响。文章对乾隆朝相关案件进行考述,并探讨了云南疆臣贪腐案的特点,揭示乾隆朝云南地区贪腐案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希望有助于加强对乾隆朝云南吏治发展变化的整体认识。     

荆州公安鸡鸣城遗址考古勘探试掘简报

2014年11~12月,受公安县博物馆委托,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对鸡鸣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勘探工作,并对城址南城垣进行了试掘。通过此次考古勘探,基本探明了鸡鸣城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堆积状况。对鸡鸣城城垣的解剖,基本明确了城垣构造及修筑的相关年代。本次勘探试掘为湖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都督府筹修滇桂铁路的历程——发生在民国初期关于铁路修筑的旧闻

辛亥云南革命后,新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复杂局势,为解决云南的边疆危机、增强对外交通联络、发展社会经济、摆脱受制于法国殖民者的境况,军都督府不断内外联络、向中央呼吁,迫切想要打通滇桂铁路线.云南人民、军都督府对滇桂铁路的兴筑抱有极大的期望,最终却因资金、建设难度等问题而未能成行.但是,修筑滇桂铁路的努力,为...     

明代万历"松山新边"考略

洮河之变造成的明蒙冲突及万历朝的边疆政策趋于激进,是松山之战的爆发的重要背景.为了维护松山之战的胜利成果,明朝边臣修筑了松山新边.新边从区划上分属甘肃、临洮、固原三镇,也由三镇的官员协同修筑.明朝系统地在新边修筑边墙城堡,屯驻兵马,给予新边的明军以较高比例的火器装备和较优厚的兵饷,使得新边具备了较强的防御能力.对于新边...     

乾隆初“近疆固守”的方略与建立绥远城

乾隆初期,清廷为免除驻兵边疆造成的经济负担,实施“边疆固守”的方略。文论述了实施“边疆固守”方略的历史背景、该方略的内容及其确立的经济原因和外部条件以及“边疆固守”的重要举措即建立绥远城。     

“河套”之名的由来

近几年来,宁夏地方报刊经常出现“河套”一名,如河套农业综合开发面目、河套灌区水利配套工程、河套水利简史等“河套”之名始于何时？清乾隆《河套志》说：“河套之名,始于明代。余子俊修筑长城,东起榆林     

绥远城兴工竣工档案查考

前言绥远城从清朝乾隆四年(1739年)建成至今有268年的历史,作为保障边疆安定之城,其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于大漠南北影响深远。然而对绥远城兴工竣工之确切时间这     

北京北部山区的古长城遗址

近三年来,我们在编绘《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中,注意到北京北部山区有一些与一般所见明长城显然不同的古长城遗址。一般在北京地区所见的明长城,修筑整齐,有高大砖石墙体和空心敌楼。而这类古长城则只是简单的石垒城垣,墙体低矮,倾圮十分严重,但依然蜿蜒分布在一些高山峻岭之     

西安城墙

西安,是驰名世界的历史名城。西安城墙是我国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筑,也是中世纪后期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它是在隋唐长安城皇城基础上修筑的一座明代古城,建于明洪武年间,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雄伟壮观的西安城,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开发     

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

清朝非常重视云南绿营兵的布设 ,云南绿营兵不但使清朝二度战胜了各种反清力量 ,实现了对云南的控制 ,而且还将统治范围推向边疆和山区 ,将各少数民族纳入直接统治的范围。清朝以绿营兵在云南近边地区构筑了一条漫长而严密的军事布防带 ,对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及西南边疆的稳固具有积极作用。     

铁路筹建与清末广西边防

广西边防建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铁路建设的内容,这与清政府对铁路建设态度的转变有一定联系。但广西铁路的筹建确实又缘起于加强广西边防的考虑,首先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加强广西边防建设必须修建广西铁路的是广西巡抚张鸣岐,他在全面考量广西边防总体战略部署之后提出了广西边防战略交通网的规划,并以其中的桂邕铁路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广西铁路线网规划。     

七百年滇黔驿道考

黔驿道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八年,非庄蹯、奢香所建。该驿道开通以后即成为中央王朝内陆边防的生命线。贵州建省的主要目的是保此一线以通云南。     

公安部队组建初期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49—1952年)

公安部队是武警部队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在中央军委和公安部的领导下,逐步把地域性的公安武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公安任务的部队正式改编成“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在军委公安司令部成立后,公安部队又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和地方公安部队,逐渐接替全国内卫任务。随着边防公安组织和边防武装的建立,全国公安部队初步形成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的体制。为统一对国家内卫、边防斗争的领导,加强公安部队的建设,1952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全部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内卫、边防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修筑及其地理意义

本文对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二边"和"大边"的修筑时间、地点、修筑者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二边"长城为余子俊督修,时间为成化九年(1473年)三、四月至次年的三、四月之间;"大边"长城则为文贵主持修建,时间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九月至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之间。"二边"长度为2013里(明里)195步,约合1183.4公里;"大边"长度为1087里(明里),约合639.2公里。延绥镇长城的修筑过程与明代西北边防方略的发展过程密切关联,也间接反映了边地卫所土地屯垦的变化,对研究历史时期陕北长城沿线环境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三房湾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

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石家河古城三房湾遗址的东南低洼地带进行了勘探和发掘,证实该处存在城垣堆积,且走向明确。城垣的兴建年代不早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晚期已经废弃。此次工作,为全面认识石家河古城的结构以及聚落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

“殖边督办”作为一级行政机构,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不大却又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近代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从民国初年云南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及边政建设的推行、殖边督办公署的建立、组织机构、治边措施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该行政机构在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土、巩固和开发边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云南边疆“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推动了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的进程。     

Bystry Kulyogan-38 –Bronze Age Fortified Dwelling In The Surgut Ob Area

In 2000, archaeologists from Yekaterinburg and Surgut excavated the preserved portion (380 sq. m) of the Bronze Age fortifi ed settlement situated on the Bystry Kulyogan River, right bank of the Ob River, 35 km west of Surgut. The settlement was initially estimated to be approximately 650 sq. m in size. An isolated dwelling was located on a small sandy promontory. It was protected by an arcuate moat and probably by a palisade along the perimeter. The dwelling is rectangular in plan and resembles a tall truncated pyramid with rounded angle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frame-pole construction with vertical load bearing posts, inclined log and pole walls, and fl at or very low gable roof similar to those encountered among traditional Khanty surface dwellings or above grave structures. Walls were fi xed by sandy mounds along the outer perimeter.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dwelling was occupied by a rectangular pit with vertical walls 0.4–0.9 m high sheeted with half-beams or half-section timber. Plank beds were located along the walls. The elevated shelf between the pit and walls was used to store kitchen utensils, tools, and provisions. The Bronze Age assemblage includes 33 stone artifacts and 1640 fragments of at least 25 Kulyogan type vessels. Vessels are jar-like with fl at bottom, decorated with comb and pit patterns. The site is preliminarily dated to the fi rst half or the fi rst third of the 2nd millennium BC.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风险评估——以“台州府城墙”洪灾为例

文化遗产风险管理是近十年国际、国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越来越引起重视的课题之一,而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本文以ICCROM-CCI-ICN三家研究机构制定的"风险管理"体系为主要依据,以"台州府城墙"洪灾研究为实例,介绍风险管理基本概念,探讨文化遗产"风险评估"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台州府城墙保护实践思考遗产风险评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

云南汉族分布区发展最快的时期是明代。明代80余万汉族军事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深入传统的当地民族世居区或边疆地区,建立卫所,定居屯田,促使云南涌现出大量的汉族移民新区,形成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汉族社会和汉夷杂居的发展趋势,基本奠定了明清以后直到今天云南各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交融的基础,成为明清以来云南边疆开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     

北宋华北战区军政区域规划与粮食补给

河北安抚使路是北宋在宋辽边界地区设立的军政区划。本文就河北安抚使路划分的原因从军事地理和粮食补给两个角度进行剖析,合理解释了河北各安抚使路的整体布局和形态差异,突出了军事交通地理和后勤补给运输路线在影响安抚使路划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