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印象

到一个地方留给人最深的印象,除了环境和空气清洁度外,那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建筑。这些建筑或因它的纪念意义,或因它的风格独特,或因它的特别富藏,或因由它引起的对整个城市的联想,结果使人对它产生特别深刻的印象,到过巴黎的人,可能不会忘记自己镜头下的这些建筑物形象,我因对这些建筑物印象太深,从而把巴黎刻在了自己的记忆。     

典藏欧洲：西欧——巴黎，巴黎

“关于巴黎的主要危险,”T.S.艾略特写信给一位朋友“是它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     

巴黎骚乱警示

很少有人会想到,巴黎北郊10月27日晚发生的一起警察追捕案,竟会演变成持续严重骚乱。十几天来,混乱局势未得到有效控制,骚乱从巴黎蔓延至法国各地和部分邻国,上千辆汽车和多处建筑物被焚烧,包括旅法华商在内的不少居民财产受损,人身受伤。     

巴黎嗜甜记

我在巴黎已经生活了约五个年头,是一名在;麦晨或深夜穿梭于家和西点厨房的人,通俗地讲就是一名甜蜜的制造者、法国的甜点师。当年从北京只身来到巴黎,为的也是实现一个关于甜品的梦想。于是我就读了ESCF-Ferrandi巴黎费航第高等厨艺学校甜点班,至今已取得了法国CAP注册甜点师的资格认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是受爱甜如命的嗜好影响还是工作天性使然,我开始迷上搜寻巴黎那些让人欲罢不能的甜点和甜品店们,并想与更多的人一起分享这里关于甜品的趣事。     

为什么不选择巴黎

只有法国南部安提布和圣保罗·德旺斯这样的小镇,才能让我们有可以不选择巴黎的理由。     

巴金在巴黎签名售书

近年来,名人明星为自己出版的新书奔走于国内各大书店签名售书,人们已是司空见惯,但至今未见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走出国门,为众多外国读者签名售书。而巴金,一个拥有真正的文学经典著作的伟大作家,则早在27年前的春天,即应法国之邀在巴黎为购有巴金著作的广大法国读者热诚题字签名。     

巴黎和会、谣言与五四运动的发生

巴黎和会期间,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和中国南北政府及各种力量围绕和会展开的争斗催生出众多谣言.它们所制造出来的紧张和压力,既把亲日派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又与真实的外交危机信息一道把国人的心理推向崩溃的边缘.在此信息环境下,梁启超一封平常的电报激起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巴黎

两千多年前。在法国赛纳河中间“西堤”岛上有一个小渔村,居住着古代高卢部族的“巴黎希人”。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在此定居,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座城市,公元3、4世纪时,为纪念此地最早的主人,该城被命名为“巴黎”。     

法国政府邀请中国参加巴黎国际城市及住宅展览会史料

1946年,法国政府将在巴黎举行城市住宅建设展览会,其目的在比较各国对此问题之研究设计及实际经验,以便解决世界各国战后所生之住居问题,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本组史料为外交部、内政部、经济部及行政院等各部门之间关于参加此次展览会的来往函件。     

法国·赛努奇博物馆 “巴黎的东方之眼”

一家巴黎市属的博物馆,拥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中国艺术品,被公认为法国第二大、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它的创立,始于一位经济学家的一段传奇旅程。     

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

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整个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这个运动中,即或有不同意见,但在重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文化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偏于守成或坚守中立。新文化运动中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估计的那样严重,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对立、冲突和交锋,很可能只是朋友间的交锋与交集,其程度也不像后人所感觉所想象的那样严重。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没有绝对新,也没有绝对旧。本文重新解读的林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传统评价将他推到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显然是一种政治考量,并不是历史本真。真实的林纾,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或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他并没有刻意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全国各地出版的大量刊物都介绍马克思主义,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与五四运动本身有重要关系。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巴黎和会进一步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本性,五四运动期间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使一些知识分子坚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试析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变革思潮

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经济状况是产生变革思想的基础,而接受新思想影响的军政人士和一大批青年学习是传播和实践变革思潮的主体,少年贵州会和学联贵州支会的活动则集中表现了这一时期贵州社会的变革思潮及其特点。     

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研究

一战期间,欧美相关政治力量在通过建立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上,达成共识并进行了相关的筹划。一战后召开巴黎和会,协约国在借鉴一战期间关于国联各种构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联及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但该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际政治的结构,加之在自身设计上存在很多漏洞,使得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在调处一战后国际争端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五四时期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兼谈这一时期章士钊的历史观

五四时期,章士钊是新文化运动强有力的反对者,其文化学理论和历史观是导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原因。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历史(文化)调和论、文化心理论、文化精英论、文化具体论等,在这些文化学理论中也隐含着他的历史观。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受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影响很大。     

社会时代与历史认知：70年来五四运动研究衍变评述

社会时代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活动有着强烈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与生活的变迁,五四运动研究也相应地经历着某些值得关注的变化。特别是在运动的性质、领导权、与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关系及某些关键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上,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与思想倾向均对学界的相关认识与评价发生着明显的、强烈的影响,使之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地衍变。总地看来,70年来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全面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反映。历史认识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现实社会状况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或制约也相应地更为明显。人们对于五四运动认识与评价的衍变证明着这一点。     

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

论文探讨了在中国参战语境、社会革命语境以及当代改革开放语境下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形成过程及特定意义。百年来,中国围绕一战华工形成的论述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国家视角,着重从中国作为参战国与战胜国的角度展现中国在华工招募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与华工扮演的参战角色;另一类立足于华工视角,最典型的是在社会革命语境下从华工作为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对立面的角度揭示英、日、法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势力的压迫本质与华工的革命精神。当代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华工论述似乎接续了中国参战语境下的华工论述。虽然同是立足于国家视角,但在当代改革开放语境下的论述更侧重展现华工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进程。尽管社会革命语境下的华工论述逐渐瓦解,但个体视角的论述依然不失为国家视角论述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视角,二者之间的矛盾突显,是当前中国一战华工论述重建的困境所在。     

陈独秀“非孔批儒”说之检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陈独秀关于孔子及儒学的诸多论断,成为构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话语体系的重要支点。陈独秀的"非孔批儒"主要从政治、学术、伦理三个维度展开。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对孔子及儒学完全否定,他的"非孔批儒"体现出变易发展的文化观。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边际性人格"。要获得上述认识,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     

五四时期对新史料的接受与认识

19世纪末以来新史料的大发现 ,对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四前后是接受与认识新史料的重要时期 ,王国维等人积极利用新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并大力介绍新史料 ,使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很快认识到了新史料的价值 ,这对于五四时期史学乃至 2 0世纪史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与反缠足运动

20世纪初,以宣传、鼓吹社会革命为中心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将反缠足问题纳入救亡图存、解放女性的社会变革运动中,揭露缠足的危害,引导女子反思,劝导女子不缠足;将戒除缠足与救亡图存、强国保种和提高女性权利结合起来,宣传女子不缠足对女子自身健康和繁衍种类的积极作用,促成女性自觉醒悟,放弃缠足;用近代西方进化论和女权学说论证缠足是陋俗、国耻;将解除女性生理束缚和精神钳制联系起来,创办女学和女工传习所,提高女子思想文化水平,培养女子谋生能力,以达到女性最终能自立自强。20世纪初年的不缠足运动不但要解除女性的生理束缚,而且开始倡导女性的精神解放,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