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宫廷的活动

本文主要介绍了康熙时期宫廷内的西方传教士和他们在宫廷中从事的天文历法、宫中讲学、音乐绘画、研究医药、工艺制作、绘制全国地图等方面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在甘肃的活动

本文将西方传教士在甘肃各地的活动从总体上分为初步传入时期,全面开展时期,撤退和革新时期三个阶段。然后对每个阶段的活动情况分别作了较为全面的述评。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地理学是其中比较激烈的部分。西方传教士作为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媒介,理所当然地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结合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兴衰过程,相应地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的研究分三个时期来进行描述:唐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鸦片战争以后。最后,本文用辨证的观点评价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它在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中国对地理科学认识的误导。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

自17世纪初开始,部分朝鲜入华朝贡使臣——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们在求购汉译西学书的同时,还访问北京天主堂,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在华西方传教士进行直接对话。在西方传教士还未涉足“隐士之国”朝鲜之时,是燕行使臣的这些活动使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西学初传朝鲜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朝鲜的燕行使臣,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学初传中国和日本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因素分析

本文从旅游的视角,认为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是一种宗教旅游活动,论文选取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我国的晚清时期作为研究时段,根据旅游系统三体论的思路,对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是西方传教士旅游客源地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其二是中国作为西方传教士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开放、宗教政策以及安全保障因素;其三是西方传教士从其客源地到中国旅游目的地之间及其内部的交通因素。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传教士勃沙特: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勃沙特,是被红军当作"西方间谍"扣留并押上长征路的外国传教士。1936年底,他所著的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发行,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了整整一年。对于被红军扣留并押上长征路,勃沙特不但没有怨恨,反倒饱含热情地以自己的亲历赞扬红军,甚至还大胆呼吁年轻的基督徒要学习红军精神,以红军那种简练有效的办法,重视穷困的民众,并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勃沙特因而成为西方"介绍长     

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动物分类知识在华传播

本文以动物分类知识为线索考证了19世纪下半叶在华传教士编撰的多部动物学文献的底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诸文献反映了何种发展水平的西方动物科学,并总结了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动物学的特点和规律。本文认为,传教士的动物学文献向中国输入了1859年以前较为先进的西方动物学知识,但对于1859年后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动物分类体系没有任何介绍。传教士长期作为传播西方动物知识的唯一渠道,导致在进化论影响下产生的自然分类法没能更早传入中国。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在河南的活动

怀履光,这位加拿大传教士的名字是他在大使馆登记的汉文译名,也有人译为白威廉。他于清朝末年来华传教,在中国居住了40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他的名字已编入《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明末儒家伦理的困境及其新动向

明末儒家伦理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并陷入了困境 ,诸如对“五伦”关系的前后顺序进行重新排列 ,夫妇、朋友二伦置于五伦之首 ;对君臣关系的新评价 ;相对主义孝道观的普及 ;对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批评。明末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批评传统儒家伦理的时代 ,是近代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文化源头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传教士的密信

夜深了,一支鹅毛笔正在信纸上疾走,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北京宣武门肉的南堂,耶稣会传教士刘松龄正在写信。就像一个秘密工作者,为了防止清朝官员的检查,他总是在“信差”临走之前写信,然后立即交来人带走．以策安全。     

在武昌被清廷绞死的法国传教士董文学

在武昌洪山宝通禅寺的对面曾有一个天主教公墓,有两位在武昌殉道的法国遣使会士曾埋葬在这里,一位是1820年被处死的刘方济神父,一位是1840年被处死的董学神父。     

近代来榕传教士与鼓岭

鼓岭,亦称古岭,位于今福州市晋安区境内。平均海拔750米至800米,夏季气候凉爽,现已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度假区范围约84平方公里,主要包括鼓岭核心片区、鼓山片区、思顶片区、鹅鼻片区四大片区,以“清风、薄雾、柳杉、别墅”四大特色吸引众多游客流连忘返。近代以来,鼓岭与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江西庐山牯岭一起被西方传教士誉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近代来榕传教士与鼓岭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

<正>"基督教,在中国单指新教,又称耶稣教,它是16世纪时由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派,故称新教,以示与天主教旧教的区别。①"新教的创始人是德国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启了新教来华传     

传教士薛田资的山东历险

晚清时期的中国,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许多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对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一100余年前,一批年轻的德国传教士,越过大洋,来到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这些传教士自称"斗士",将自己从事的传教视作至高无上的事业。到了中国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未知的命运,他们有的病死,有的被杀,有的则在华多年,从事传教、教育、医疗事业。     

明末清初传教士在杭州刊刻书籍活动探赜CSSCI

杭州是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刊刻书籍活动的重镇,刊刻书籍数量约占全国刊刻本总量的22%,杭州刊刻活动的兴衰与天主教教务的发展有关,也受到江南地区如何"正人心"思潮的影响。国人在传教士的刊刻书籍活动中扮演着促进和制约的双重角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刊刻的数量和内容。明末清初发达的刊刻活动既是对部分阳明后学空谈学风的纠偏,又为清代的考据风气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新教传教士与西医术的引进初探——《中国丛报》资料析

从明清开始,西方医疗技术(即今天我们习惯所称的源于欧美的西医学或称现代医学)逐渐传人中国。早期,主要是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将西方医学传人,并在华从事医疗活动。18世纪末,信奉基督教的英国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兰西,夺取了海上霸权,竭力向外扩张殖民势力,来华发展传教事业也到了迫不及待的时期。在该世纪的最后10年,英国国内纷纷成立对国外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机构,向外派遣传教士。美国的基督教也接踵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