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广记》僧侣游看佛教初传中国

《太平广记》"报应"篇集中反应了佛教与中国的渊源以及北传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北传佛教初传西域(今新疆),在张骞打通与西域的联系后,佛教思想带入中原,在汉明帝的促成之下,开始传播于统治阶层并进而传播于民间,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急速传播。一、佛教初传西域公元前623年,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太子释迦牟尼诞生,公元前588年开顿悟人生真     

丰富多彩的甘肃石窟艺术

佛教的传播及石窟艺术的兴起甘肃石窟的兴起始于十六国后期。此时石窟的兴起,基于两点。一是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已有一定的基础,位于西域和内地咽喉通道的河陇地区更是高僧云集,寺塔相望。西晋时竺法护等一批僧俗驻足敦煌,往来于西域、长安、洛阳间,翻译佛经,“立寺延学”。到了前凉、北凉的统治者如张轨、沮渠蒙逊都十分推崇佛教和敬奉高僧,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其时“国寺极壮”。《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     

关中早期佛教传播史料钩稽

关中早期佛教传播史料钩稽吴焯汉明帝水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洛阳乃有佛教;而传搐路线即循汉初开辟的丝绸之路,由洛阳西北经长安、河西四郡,出阳关、玉门而入西域。东汉未年,经由西域来中国的安息和大月支僧人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在洛阳已翻译了若干部佛经,桓帝...     

麦积山石窟 密林中的佛光 东方雕塑陈列馆

石窟起源于古印度,是依山崖开凿而成的一种佛教寺庙建筑。石窟艺术是随佛教东渐而与佛教、佛寺一起传入中国的。甘肃是西域通向中原的走廊地带,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为全国石窟最多的省份,被誉为"石窟之乡"。而这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西头的敦煌莫高窟和东头的天水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法华经》变相及其弘法思想

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即：一、《法华经》在中国的弘传及其变相;二、麦积山《法华经》变相;三、麦积山《法华经》变相所弘思想,分别辨析《法华经》在中国,尤其在麦积山石窟的弘、传及其变相情况,剖析了麦积山《法华经》变相所示教的内容及思想,认为麦积山具有与其它石窟的禾同之处,为中国佛教、佛教艺术的弘传,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与长安佛教集团及汉民族文化艺术有一定的关系。     

佛教的传播与甘肃石窟艺术

佛教的传播与甘肃石窟艺术张德芳甘肃地区由于地处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就是由印度传至西域,再由西域进入河陇而传到中原的。现在遍布甘肃的５０多处石窟就是佛教东渐的座座丰碑。它们融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在东西一千四、五百公里的狭长地带形...     

犍陀罗艺术与中国早期佛教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来自于古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的东传而逐渐在当时中国的西域和内地传播开来。犍陀罗艺术主要由往来于丝绸之路间的中外使节、僧人、手工艺术匠人和商旅从印度,通过西域于阗、龟北地区,而后再经过河西走廊传到内地的。目前在古西域遗留下来的佛教石窟壁画中,可以发现不少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的汉地佛教艺术遗迹和印度佛教艺术(包括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这一源于异邦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传播并逐渐与中国本土艺术结合,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艺术特点。     

浅谈石窟寺在甘肃的传播

石窟寺,梵语称"僧伽蓝",是在洞窟之中陈示佛教雕刻、塑像或壁画,以此宣传和弘扬佛法的一种佛教寺院建筑。公元3世纪,佛教在西域落户,随着佛教的东传,我国最早的石窟寺也在西域诞生。最初的石窟寺现存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名为克孜尔石窟。继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极一时,石窟开凿也在这一时期经西域传到甘肃。     

丝绸之路与麦积山石窟的营建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中国故有的文化艺术碰撞、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并产生了众多的佛教石窟寺,麦积山石窟是其中著名的石窟之一,它在丝绸之路佛教文化艺术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对丝绸之路开通、印度佛教经像的传入及中国造像艺术、麦积山石窟佛教传入与历代营建、丝绸之路与麦积山石窟营造相关的几个重要人物等进行了论述,侧重丝绸之路佛教文化艺术传播弘扬与麦积山石窟开创和历代营建。     

石窟寺:丝绸之路佛教东传的路标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条传播线路上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成为佛教传播的路标,清晰地显示了佛教在华传播发展的脉络。这些石窟中著名者主要有"龟兹模式"的代表新疆地区的克孜儿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甘肃永靖的炳灵寺,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宁夏固原的须弥山石窟等。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成熟与辉煌的体现。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中国化,在佛教石窟方面主要表现为:石窟形制的变化;造像题材的变化;造像形象的变化。佛教文化艺术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

佛教什么时候传入西域,一般的看法认为应较内地为早。下面略举几家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佛教于何时流入西域地方?……原则上观之,大约系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殆无疑义。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诸说纷纭,学术上最贵重者为所谓《魏略》的记载,据此记录知在前汉末期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是则西域之佛教的传播,必前于公元前二年,盖其地为中国与西方各国交通必经之地,且富于宗教信仰的“伊兰”系人种据     

吐峪沟石窟寺西岸中区考古新收获

<正>吐峪沟石窟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麻扎村,地处火焰山东段吐峪沟大峡谷南端。洞窟群以分布在峡谷东西两侧断崖窟群及周边零星的地面建筑为代表,是新疆东部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群。吐峪沟石窟是佛教石窟艺术由西域向内地传播的关键节点,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处十分重要的佛教遗址点。为配合丝绸之路(新疆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和"大遗址"抢险加固维修工程,在国家文物     

泾川大云寺遗址新出北朝造像碑初步研究

泾川古称泾州,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到陇右的重镇,佛教发展较早。北朝以来即有佛教寺院及石窟寺的开凿,隋唐时期更发展为佛教圣地之一,大云寺即为重要的佛教遗存,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泾川多次发现瘗埋舍利的地宫及佛教造像,2012年更发现了较大的佛教造像窖藏,造像碑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像碑多以反映北朝时期中原北方地区极为流行的宣传大乘佛教思想的《法华经》及《维摩诘经》等内容为主,雕刻风格既有该地区的地域特点,又与长安地区的风格有密切的关联。     

北朝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考——以《山右石刻丛编》为中心

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最初源头已不可考,据《山右石刻丛编》所录石刻造像及其碑记可以看出其形制与石窟造像形制相似,其所制年代集中在南北朝时期,也是石窟造像流行的年代。可以推论,石刻造像是石窟造像在乡村的变体,是民间乡社自发开展的崇佛运动的产物。通过石刻造像的研究,可以探讨佛教思想在中国乡村传播的路径及其组织方式在乡村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     

长安古韵 盛世佛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佛教造像选介

<正>佛教发端于印度,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古代长安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中枢。魏晋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云集长安弘传佛教,长安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之一。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北魏前期更多地借鉴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风格,佛像以面颊丰腴、躯体壮实、着通肩大衣为特征;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造像全面受汉文化的影响,以秀骨清相、褒衣博带的士大夫形象为主要特征。北魏末至北周末,佛像又转为丰颊方颐、体态壮硕,重新回到北方民族的审美标准上。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     

我国石窟中的优填王造像——龙门石窟优填王造像之早之多为全国石窟之最

石窟艺术的题材内容主要是佛、菩萨、罗汉、天王、力士、飞天、魔鬼以及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和各种经变故事,除此之外,在河南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中尚存着其它石窟罕见的一种造像题材一一优填王造像。一、优填王造像的缘起关于优填王造像的故事,佛教典籍《增一阿含经》、《观佛三昧经》、《法显传》、《释迦谱》、《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     

浅谈石窟考古断代方法与样式研究--《慈善寺与麟溪桥》读后

陕西省麟游县是该省佛教石窟造像地点相对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在隋唐皇室夏宫九成宫周围．分布着一些唐代的石窟造像。以慈善寺石窟与麟溪桥摩崖造像为代表。是我们分析唐代长安佛教造像样式的重要参考资料。慈善寺石窟包括3所大窟与10个造像龛。麟溪桥则有18个造     

天龙山石窟与《维摩诘经》

太原市天龙山石窟以娴熟的雕刻技法、精深的佛教内容、生动的形象刻画称于世,石窟的开凿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一样都是由于佛教传人中国并逐步流行而兴起的。天龙山石窟仅有的两个东魏窟中,都有依照《维摩诘经》所雕凿的维摩诘造像。可见,《维摩诘经》所表现的佛教思想内容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祗、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柢、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祇、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祇、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