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重到南京

1964年3日6日,最后一批中国在押的日本战犯踏上了归途。4月,我置身抚顺战犯管理所狱中两个月,参与写作《十四年来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基本总结》。     

人权视角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关押在本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改造和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日本战犯的人权,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在改造期间在生活上给予日本战犯优待和照顾,在侦讯审判期间在司法上给予日本战犯应有的权利,并对罪责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进行宽释。中国政府之所以优待...     

美军法庭在华审判的三起涉台日本战犯案

正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内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先于中国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不少日本战犯从台湾押送到上海,1—9月期间,美军军事法庭在提篮桥监狱共审判了九批48人,其中判处死刑10人,实际执行7人(其中6人在提篮桥处绞刑),无期徒刑7人,有期徒刑29人,无罪释放2人。本文主要记述其中涉及到台湾地区日本战犯的三起案件。     

漏网战犯辻政信

漏网战犯辻政信许亚洲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政信（１９０２－１９６８年）的军衔不过大佐（上校）,职务仅为参谋。但因他好战成性、精于谋略,参与了二战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战役,被日本人称之为＂来自地狱的使者＂、＂作战之神＂、＂旋风＂、＂治世子才、乱世奸雄＂等...     

巢鸭监狱：占领之下的“异空间”

日本战败之后,审判战犯成为了盟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工作。在美军的接管下,东京的巢鸭监狱内收押了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数千名日本战犯。虽然其中部分战犯被绳之以法,但是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蜕变,绝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被减刑乃至直接释放,而被处刑的日本战犯也被偷偷的搬入靖国神社合祀,这不仅造成了后来靖国神社参拜的问...     

周恩来与改造日本战犯

笔者在担任抚顺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期间,先后采访了原公安部、东北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各地战犯管理所的亲历者与知情人,以及日本“中归联”继任会长、委员长等日本战犯,因此,对新中国改造战犯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在采访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周恩来总理为新中国成功改造日本战犯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

特赦战犯公安部在华国锋部长领导下,进行了"特赦战犯"的工作。解放以后,从1959年开始,我们对于部分国民党、伪满高级战犯已经分别进行了六批特赦。l974年底,毛主席指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1975年3月,华国锋召开核心小组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     

从《中央日报》看战后日本战犯的审判

日本投降后,如何处置日本战犯成为同盟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在二战中犯下重大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作为国民政府的官方媒体,《中央日报》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本文拟从《中央日报》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相关报道中来管窥国民政府对审判日本战犯的态度...     

提篮桥监狱内枪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美国军舰上举行。11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依据有关规定,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从12月中旬起,陆续在北平、上海、太原、济南、沈阳、徐州、武汉、南京、广州、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各地拘捕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交通便捷,通讯完备,当时不少日本战犯曾在上海关押和审判。建筑精良的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地区最早关押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场所,那里曾先后关押过几百名将、佐、尉级的战犯。那里不仅是上海地区,而且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据现有资料看,抗战胜利后至少有13名战犯被处决于提篮桥狱中,其中处绞刑的有5     

太原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纪实

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的概况根据侦讯日本战犯的工作需要,1952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合办公室”)。同年7月至10月间,该联合办公室先后接收了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培训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     

亲历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上）

自今年7月起,中央档案馆开始陆续公布45名侵华日本战犯的供词。此举不仅有力地回击了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右翼分子妄图否定侵华历史这一倒行逆施的行径,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0多年前,我有幸亲身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这些日本战犯的供词,我大都经手翻译过。     

中国对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处理和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基于国际法准则,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处理,这是惩罚犯罪、伸张正义、明确战争责任、恢复人类尊严的必要措施。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创立了人民司法制度,对于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制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给日本战犯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使日本战犯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和重要的意义。本将主要分析和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的政策和处理情况。     

改造日本战犯十四年纪实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教育改造战争罪犯的伟大成功,举世有口皆碑。上千名日本侵华战犯回到日本故土,一直把中国人民看作“再生父母”,不懈地为“日中永远不再战”而奔走呼号,这更为世人叹为观止。 昨日的仇敌,怎样变成了今日的知己;昨日的战争狂人,怎样变成了今日的反战友人?……面对这带有传奇色彩的问题,人们在思索,在探讨,在寻找其中的“奥秘”。 我作为一名研究人员,1964年4月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了实地调查:到监舍里体察两个月,访问工作人员,阅读战犯笔供,旁听战犯交谈。10年后的1975年3月,我作为一名报纸记者,又参加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的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大会。2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将这些材料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追忆五十年前东京采访

1947年夏,有一批日本侨民和战俘从上海遣返日本。当时,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管理日侨俘处长邹任之同意,由《改造日报》社派随访记者同船去东京;我就以记者身份搭乘美军运输舰,由上海直航日本横须贺港,再转乘火车到东京。目的是想设法采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情况。     

日本战犯辻政信漏网记

一个做恶多端的日本战犯,居然逃脱了战后应得的惩罚,究竟是什么原因?《日本战犯迁政信漏网记》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日本战犯从国防部战犯监狱越狱之后

<正>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除提篮桥监狱外,还有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犯监狱。它建于1947年1月,位于江湾殷高路5号(现为上海市劳动教养所),由于地处江湾高境庙附近,所以又俗称江湾战犯监狱。该监狱初称上海战犯拘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毛泽东下令释放所有战犯,1996年,我有幸参与了《改造战犯纪实》一书的编纂工作。在这前后,我访问了当年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几位领导,以及有关省公安厅长、战犯管理所所长和若干管教干部,还有部分获释的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与伪满战犯等。     

正确认识日本投降和东京审判

日本投降后并无悔祸之心,其媒体仍在宣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对战犯的崇拜。东京审判对少数战犯绳之以法,是国际正义的巨大胜利,宣告日本军国主义是人类文明和进步最顽固的敌人。逍遥法外的战犯们继承军国主义的衣钵而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山下奉文案探析——以抗战胜利后的新闻报道为中心

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在远东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开端,法庭判处山下奉文死刑。山下奉文案不仅在法庭授权、审理程序、确立战争罪名等方面,为东京审判积累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经验,而且与中国关系密切。它既反映了战后军事法庭追究日本战犯罪责的合法性、正义性,以及其个别方面的不彻底性,又因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南京审处日本战犯亲历记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曾枪毙过两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总算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因我当时在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工作,知道详情,特作如下记述。日本投降后的次年（19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联合组成了“日本战犯罪行调查小组”,先出公文和《调查表》到各省、县,望各地受难同胞及其因日本侵略罪行造成全家灭绝的邻居,将日本战犯的各种侵略罪行填报上来。截至该年四月底止,已收到《调查表）30638件。1946年5月,将调查小组改组为“行政院处理战犯委员会”。到1947年委员会结束时,共收到《调查表》44万多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