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上这对夫妻是我的父亲母亲。1956年,订婚达8年之久的父亲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逝世19年后的2004年,76岁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将珍藏了近50年的结婚照郑重地交给我大哥保存。大哥请人将照片翻拍,让我们五姊妹每人拥有一张。     

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上这对夫妻是我的父亲母亲。1956年,订婚达8年之久的父亲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逝世19年后的2004年,76岁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将珍藏了近50年的结婚照郑重地交给我大哥保存。大哥请人将照片翻拍,让我们五姊妹每人拥有一张。     

月挂西天(散文)

一千个母亲,便有一千种爱;一千种爱,都是一样的情怀。——题记“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有泪水……”静谧的夜空从远处飘来流动的音符,不停地撞击着我的心扉。我翻身坐起,看窗外披着月色的树枝在微风中摇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喃喃自语……前年的一个夏天,母亲被别家的狗咬伤了。当时父亲正在外地打工;我在离家六十多里的县城读书,每月才能回家一次;在家读小学的弟弟还不懂事。母亲硬是咬紧了牙关,没向任何人透露半分。直到我放假回家,才看到母亲的半截大腿竟肿得紫黑!我目瞪口呆。我坚持要拉母亲去打…     

父亲和我的特殊交易

我上高中时,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本想补充一下“油水,”可父亲放在抽屉里的100元钱不见了,父亲怀疑是我偷拿了,他见我不承认,就对我吼道:“滚出去,你这个逆子。”我委屈极了,一气之下,饭也没吃,就去了学校。后来事实是父亲把钱放错了地方,但他却不向我解释一下。我觉得很冤,从此不再理会父亲了。父亲见我不理他,也以同样的法子反击我。但我的经济没有独立,还得依赖父亲,母亲在家时,事情要好办一些,但母亲偶尔不在家时,我的事虽还要办,但程序相对要复杂多了。父亲和我也不知什么时候达成了默契,竟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办法予以解决。那次,我要交学…     

我知道的户口那些事

<正>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我们家是典型的“半工半农”家庭,即我父亲是非农业户口,在当地一家大型央企工作,我母亲则带着我们兄弟姊妹,生活在距离县城五六里路一山之隔的农村,是农业户口。从记事起,就常听母亲私下抱怨父亲在户口这个问题上害了她和我们兄弟姊妹。那是“城乡二元化”和“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是很大的。     

滚豆儿(彝族)

古时候,有一个寡妇,领着六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六个儿子都很勤劳。姑娘是父亲死后才生的,长得又非常漂亮,一家人都很疼爱她,很少叫她干活。一天,哥哥们要到很远的山里犁包谷地,大哥叫妹妹给他们送饭,这可难倒了妹妹,因为她从没出过远门,就连自家的地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天刚亮,六个哥哥上路了,临走时大哥对妹妹说:“阿妹,我用犁犁一条线,你顺着这条线走就能找到我们了。”妹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总为儿子操心的李忠

李忠是我爱人的表外甥,41岁,长年在外打工。我们很少见面,若单独遇见,可能都认不出对方。我记得他是因为他父亲——30年前,他父亲和情人在家后面的山上服毒自杀,那时李忠11岁,他的哥哥13岁,妹妹9岁,爷爷奶奶都60多岁。余下的岁月里,李忠的母亲一人养大了3个孩子,给公公婆婆养老送终,可以想象这一家人生活的苦。     

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母亲的牙托

父母亲是在我读初中时离异的.原因是人到中年的母亲患了更年期综合征,特喜欢唠叨,且事无巨细都要管,父亲劳累一天回到家耳根却没有片刻清净,以至于父亲一听到母亲唠叨的声音就会害怕.一次吃晚饭     

薛明:烽火征程中与贺龙并肩战斗

正一薛明,1916年生于河北霸县,原名王爱真,母亲姓薛,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薛明。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她和妹妹艰难度日。薛明的母亲是个性格坚强、思想开明的妇女。那时,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有点儿吃的,她都会先紧着薛明和妹妹。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母亲还省吃俭用供薛明读书。小薛明立志要靠读书改变命运,让母亲、妹妹过上好日子。薛明就读的那所小学有几位进步老师,知     

带上我的男人──回家

在我刚弄清“结婚”这个概念的 含义所指时,我希望也能步母 亲的后尘,找个有学问的,说得一口非常好听的普通话、说话会脸红的男人做我的爱人。我家乡的女人们从来都是大大咧咧地叫“我的男人哎,你魂丢哩！回噢！”,女人的声音在还没黑透的天色里荡漾。母亲是没有这种机会站在院里吆喝父亲的,要被吆喝了才回家的男人十有八九都是到别人家喝米酒说天话忘了归家的,我的父亲从来都是在自家的宅子里陪那些找上门来的汉子们喝酒。然后看他们各自听了自家女人的声音红光满面地离开,也有稀里糊涂听错了声音的。手忙脚乱地起身要走,母亲一边…     

忆外祖父黄齐生及同在延安的亲人

我母亲黄素昭是外祖父黄齐生、外祖母王守瑜的独生女儿。1935年我四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母亲时年35岁,青年守寡,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家境清贫的婆家,心情自然十分痛苦。外祖父黄齐生深知我母亲的处境,便和我祖母商量,让母亲带着最大最小的两个儿子（即当时12岁的大哥李光绳和4岁的我）,离开婆家,到外祖父母家生活。1937年秋,母亲毅然决定带大哥光绳和我随外祖父母奔赴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的熔炉。我母亲曾和比她长4岁的表兄、我的表舅王若飞一道,在达德学校读过书,受到过进步思想的熏陶,对延安乃是久已向往。当年四月…     

河西路“23号”

正18年18岁,这里是我人生之初的成长摇篮,是我走向生活的启蒙之地。河西路23号的生活烙印,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魂牵梦萦,无数次在梦中回到这个家。家的印象之一刚搬到这儿,我们全家三代6口人:老太爷、老太太、在贵阳医学院读书的父亲、已是小学教师的母亲、在中学读书的姑妈、不满一岁的我。两年后添了弟弟高元,再两年半后又添了妹妹高晴。这一年,姑     

艰难母亲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二女夭折。剩下的五个儿子,大哥二哥生于老家海城,三哥、我和弟弟生在树基沟。树基沟是一个矿山,招工时父亲从老家赶来,几年后,母亲也带着大哥二哥投奔到这里。     

黑色7&#183;28：一个孩子眼中的唐山大地震（下）

油毡和防震棚 油毡,其实只是一种沥青制品,这是一个我很难忘怀的名词,但在唐山地震之后的几年内,它代表着安全,也代表着那个时期的舒适。 不记得什么时候,大哥、二哥和父亲拉回家很多建筑材料,有檩、椽子、砖、席子,还有两卷绘图纸,最稀奇的是油毡,一大卷,表面黑乎乎的颜色,父亲说要盖防震棚,用油毡盖在房顶上就不怕漏雨了。     

让自己成为名牌

读高中时,与我同寝室的五位同学,每人都有一套名牌西服,惟独我没有。穿着粗布衣服在同学眼前晃来晃去,总觉得自己掉价。但我来自农村,能读书已经是一种奢侈,当然也就别想去穿什么名牌西服了。但我实在经不住名牌西服的诱惑,一个星期天,我特意回了一趟家,向父母要钱买名牌西服。父亲听后低头叹气,母亲则哽咽着说:“孩子,咱家里穷,爹娘对不起你,让你在外面受苦了,等有了钱,再给你买,好吗?”我带着一腔怨气离开了家,回到了学校。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来学校找我,他把我叫到一个无人处,说:“孩子,穿上名牌衣服,看上去好像有了身价,但脱了之后呢?最…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的侧面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注:梁漱溟)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20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的侧面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 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注：梁漱溟）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20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母亲和她的最后11年

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6年前．2004年11月15日凌晨,太阳还没出来．母亲病逝于北京的深秋．最后时刻我一个人守在母亲病床前．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眼安祥地闭上,永远不再睁开。父亲和弟妹在前一天晚上被我劝说回家。我们都知道．母亲没有不打招呼猝然离去．她用11年和恒久的渴望与不舍．改写了医生预言的只有8个月的生命期限。     

歌之祭

我会唱的抗日歌曲相当多，曾几次令长我十来岁的朋友惊讶。他们才是大唱这些歌曲的一代人，怎么这个当时的小孩子能与他们旗鼓相当地竞唱！这些歌，我是听大姐明端唱出唱进而听会的。抗战胜利后，另一类歌曲流行，像周璇、白光、姚莉、吴莺音等人的歌，我也会唱不少。这又是从大姐购置的唱片听会的。大姐是一个整天唱歌的女孩子，特别爱唱电影插曲。当然，爱唱歌的青春少女很多。普遍如此，今日尤烈。１９４４年冬，日寇攻入独山的消息，对一向以福地自许的安顺城造成一场地震。小城居民发现，被怜悯同情的那些“下江人”（即难民）的悲惨命运，一夜之间落到了自己头上。短短几天里，某家带头逃难了，某家在贱卖家具了之类，谣言像蜂桶失王嗡嗡乱飞。我放学过街，也能感到异样的氛围。但家里总是平静如常。忽然一天，母亲宣布要带着我们去乡下住些日子，只留下父亲和工人刘大哥看家。近年才听谷受璋兄说，其实那时他已受父亲委托，踏选了几处地方，并选中偏僻而风景绝美的织金小城。但真正去了的，只是远郊的郭家屯。那个冬天特别冷。母亲率领我们过钟鼓楼，经北街，出北门，一路有干河、精怪塘、跳蹬场等地名。母亲坐轿，两个妹妹和两个表妹分乘两架滑竿，两两相背而坐。两个姐姐和我步行。加上刘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