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濯何以揭发丁玲

问题的提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反封建并非反传统

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时,有一种极端化的论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对这种论点实在不敢苟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掉文化,使中国灾难深重的政治运动,已被全盘否定,如何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日而语?至于说“五四”由于彻底反对旧文化而使传统文化     

疯狂年代的焚书烈火

“文革”过去了整整30年,人们仍然无法忘记那既疯狂又充满苦难的年代。全国各地焚烧大批有用图书,今天来看匪夷所思,当时却被看作是“灭资兴无”,实施“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     

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     

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回忆“破四旧”

1966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破天荒地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迄今已40多年了．年轻人多数都不清楚当时的情况。而过来人却常以“破四旧”一言以蔽之,对当时破除“旧思想、旧习惯、旧文化、旧制度”,到处烧毁旧的书籍,砸毁旧的文物,以及扼制传统文化,感到十分痛惜。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五四”时期的罗家伦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轰轰烈烈地打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思想运动。罗家伦就是“五四”运动造就出来的并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人物。早年他是一个爱国的学生,留学归国后,又出任各著名大学教授、校长,并参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外交事务。作为学者,他以整理与研究近代史饮誉一时,晚年又在台湾主持国民党党史工作。作为以“五四”为起点的学者而兼政     

浅析《骆驼祥子》中祥子悲惨结局的原因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品。作品写的是旧中国北平一个外号“骆驼”名叫“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悲剧,塑造了一个地位低下的城市劳动者的典型形象。祥子有梦想,是一个追求上进的年轻人,但在经历了“三起三落”之后,终于彻底失败,最后成为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祥子的悲剧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有祥子自身固执倔强、个人主义的性格,有与虎妞的错误结合,也有当时黑暗动荡的社会环境。     

武汉市硚口区司法改革运动始末

解放初期,接收国民党政府旧法院时没有来得及彻底破除旧的司法制度,对旧司法人员也未进行严格的甄审和必要的改造。旧司法人员占据了审判部门,旧法观念统治着人民法院,     

我所知道的江青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

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会引发风波 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礼堂里,一场气氛热烈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报告人是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出席这场报告会的有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报告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来与周扬握手。王震还好奇地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指的是“异化”二字。     

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在京揭晓

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以及专家学100多人出席颁奖仪式。评委会副主任汝信主持颁奖仪式,评委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名学任继愈,获奖代表张涌泉先后讲话。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     

广取博取 卓然成家——吉林省博物院藏薄心畲早年绘画

一代宗师溥儒夙以诗、书、画三绝见称干艺坛。溥儒,字心畲,出生在清王朝行将崩溃之际。辛亥革命的成功,清王朝的彻底覆亡,改变了溥心畲的身份和地位,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作为一位被废黜的封建王朝的“旧王孙”,他由昔日的依树之藤,变为后来的依己自立,他勤勉于诗文书画之中,     

强化队伍建设是提升服务水平的关键

中宣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早在2004年就联合发文,要求加强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工作。如果说,“展示”是博物馆“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那么,“服务社会”则是其根本职能。从深层次说,博物馆高质量的服务社会,服务观众,既是在实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又可以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所知道的“文章”发动内情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了“文革”酝酿、准备阶段,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个个被突然“揪出”“打倒”的经过,以及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的有关情况。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的林默涵,回忆了“文革”前几年中央领导层在文艺问题上的几次斗争,特别是康生、江青等在其中兴风作浪的内幕。当时作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的主要助手、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继上期关于《二月提纲》的回忆之后,又记述了暴风雨前夕彭真和中央几位“秀才”的活动情景。     

1949-1956年中国科技领导体制探析

新中国成立后,以何种组织形式和方法领导科学工作是当时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作为“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全国科学领导中心”,探索建立了专门委员制度、专业工作委员会和学部制度,逐渐确立了在新中国科学事业中的学术领导地位。全国科联是自然科学各专门学会的联合组织,是中国科学院进行学术领导的“群众基础”。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是党和政府领导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主要机构,其中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试论旧桂系核心集团成员关系及组织结构

旧桂系集团是以绿林游勇为主组成的军事政治集团,在１９１１－１９１６年间迅速崛起,成为南部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作者从多学科、多角度分析了军阀核心集团形成的原因及其关系结构,并对旧桂系军阀集团内部的关系结构进行重点个案分析、总结特点,寻找旧桂系集团迅速崛起及最终迅速彻底瓦解的原因。     

我参加了审查胡风案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17日清晨．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