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文革十年

我今年52岁,北京人。“文革”发生时我7岁,住在东城史家胡同舅舅家。现在天津生活。     

我的极左经历

假如四人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     

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写的“早年经历”

父亲楚图南“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69年接受“审查批斗”时,由父亲口述,母亲彭淑端记录,写下了父亲的早年经历。这篇最后经父亲修改过的短文,对于人们了解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楚图南无疑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此文写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中有许多“话外音”,通过父亲事后的回忆和我的理解,介绍出来,一定是有意思的。     

我的读书经历

偶尔攫起鼠标与屏幕的“小人”血战血拼；偶尔在半夜暴起，然后祈祷地告诉自己这不是在考场上涂错答题卡；偶尔花点时间，给人生半拍的休止，堂皇地给自己贴上“书呆子”的条码，然后努力地做个合格品，管地球转了多少圈，仍一动不动……没人知道我没死，但我知道我比别人活得快乐。不经意间嘴角傻傻地咧开，露出婴儿般的微笑，然后流下口水，垂下鼻涕，淌下眼泪——我在看书。     

我在西路军的经历

笔者是西路军幸存者之一,依照自古以来的征战法律“赏存不赏亡”,也是得赏者之一。在每遇升迁和集庆的时候,笔者内心总是嘤嘤泣血,阵阵痛楚,脑海里常常泛起许多乡音亲切、面貌熟悉而一批接一批倒下去的战友的形象。要问何以会如此,得把我记忆所及,身历其境的河西战役始末叙个梗慨。     

不像“文化”大革命,倒像“武化”大革命——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正>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任湖北省应城县三合区区委书记。一、难忘我的那一百本笔记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养成了写工作、生活、学习笔记的习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写了一百多本笔记,满满装了一大木箱子。我把它视为宝贝。     

我经历“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

1970年初,我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同数以近万计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起,带着行李和户口迁移证,下放到远在市外鄂南山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整整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今借《武汉文史资料》的一角,回忆记述“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为读者了解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一页提供参考。     

我经历的苏桥大劫难

苏桥大劫难是抗战时期（1944年）“湘桂大撤退”中两列火车相撞导致的重大惨案,成百上千的流亡者受伤或死亡。作者李麦宁（1922年——,著名现代派诗人李白凤之弟）是经历这一惨案依然健在的亲历者。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二）

动荡的年月１９６６年３月,省知青办为了动员更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组织了一个由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到岳西县、祁门县插队落户的先进知青代表汇报团,到合肥等城市做报告,把我省“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推向又一个高潮。我们公社的夏永阳、钮阳,横联公社的左愉、马力群、方棕生、金问美,祁红公社的萧华（著名画家萧龙士之女）和岳西县的周晋等２１人,荣幸地代表自１９６３年以来我省上山下乡的２２２７名知青,向家乡人民作汇报。这个报告团在合肥报告了３个月,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６月,“文革”狂飙骤起,报告团解散。这…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期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条件。记述这一大讨论的文章,不仅引起报刊读者的兴趣,更为史家和党务工作者所关注。讨论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是这场讨论的具体组织者之一。记述这场讨论的文章已不少,吴在耄耋之年,本着为历史留下点记录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章并交本刊发表。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想来也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     

我经历的永宁县大炼钢铁

1958年9月11日,宁夏工委在银川举行扩大会议,动员全党全民掀起大炼钢铁的高潮。并在石炭井地区成立总队（即总指挥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甘春雷任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刘震寰任总指挥,下设若干个职能部门配合工作,并配有十几辆汽车为各县的炼钢大军运送煤炭和粮食。[第一段]     

我的戏曲创作经历

我于1926年3月4日（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生在河南省荥阳县（今为荥阳市）崔庙镇王顶村一个戏迷家庭里。我的父亲王更辛曾两次丧妻。我的第一个母亲崔氏死于难产,未留下子女。第二个母亲张氏,生下我的两个姐姐后,第三胎生了个男孩,名叫安,但3岁时病死了。此后,她就忧郁成疾,不久即撒手西去。     

我的经历(上)

<正>一、青少年时代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贵州都匀渡过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兄妹七个,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     

李庄和我在动乱年月的一段经历

李庄同志久病之后离世远行,几个月来,他在报社的许多老部下、老同事都沉浸在浓重的哀伤中。他那忠厚正直的高风亮节、严谨勤恳的工作作风和上百万字的文章,连同那冀中口音的言谈笑语,都留在我们心头。我尤其多次想起十年劫难中同他那段特殊的共同经历。     

我经历的云南解放

1949年12月9日,一大早起来准备到学校去。但刚走了几步,到了“三转湾”,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拦路。“戒严了!不能过去!”无可奈何,只能往回走。二哥是云南建设厅水利局局长,他跑到隔壁昆明县县政府去打听了一下,回来说：“换旗子了!国民党的宪兵不服,正在解决之中!”     

我的海河民工经历

上个世纪70年代．根治海河工程正处在重点治理防洪和排沥骨干河道的酣战时期。我老家（今河北省故城县）地处黑龙港流域,是海河水患的重灾区,自然是参与根治海河工程的重要出工地之一。自从根治海河工程开始后。村里每年都要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在春冬两季抽调一部分青壮劳力参加根治海河骨干工程大会战。我1968年高中毕业回乡,自1970年起,曾连续参加了滹沱河南堤后展、开挖永定新河、     

我参与创办六一幼儿园的经历

位于黄兴路的原武汉市江岸区六一幼儿园（原岳飞街第一幼儿园）是一所民办幼儿园,从它创办到撤销．我经历了其中的风风雨雨,饱尝了艰难苦涩。     

我的地下斗争经历

我是1945年下半年受中共南方局朱语今的派遣来武汉工作的。1946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成立（1947年4月改为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通过关系．我进入了武汉行营机要室文书课任总收发一职。当时,武汉地下党的力量薄弱,经费短缺,靠搜集情报来开展工作。由于我的特殊地位（行营内一切文件都要经过机要室总收发,     

我的入团入党经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我,提高思想境界,入团、入党成为激励一代代人追求进步的目标和动力,也是激励作者不断前行的人生信念。在艰难岁月里,面对困难和挫折,作者不气馁、不畏缩,磨练自己,帮助他人,终于攀越人生的高峰,给自己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让我们跟随作者,走进她的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