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武斗与宣传队进驻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发生在北京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是“文革”期间首都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武斗,它不仅是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影响到文革的进程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命运。     

来函摘登

读了2006年第9期《炎黄春秋》《我亲身经历的文革》一文,对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动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觉得此文中的某些概念和提法有辨析之必要。一、该文第四个小标题“京郊的一次武斗事件”一节中说,京郊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我觉得这一事件不是“武斗”。“武斗”是势不两立的两派进行的互相殴打、械斗乃至真刀真枪的厮杀。发生在新立村的事件五十六名被杀者是奉命来“开会”或接受“训话”的,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进行武斗的动机和行…     

三进山城：我的大串联

1966年8月,上海的街头出现了北京来的红卫兵。他们穿军装、戴袖章、扎武装带,一副救世主的模样。这以前,上海的红卫兵好像没这般装束,自然也没这等威风。在复旦大学,我看见一圈圈的人把他们围在操场上,猛烈地为他们的演讲鼓掌;在我就读的中学,我看见他们演示了教训＂牛鬼蛇神＂的武斗……不久,学校也有了选派红卫兵去北京串联的名额,我们这些非红卫兵只得乖乖地靠到一边去。     

“文革”荒唐事：答对题才能购物

“史无前例”的“文革”,发生了不少史无前例、荒唐可笑的事。“湘江风雷”与湘乡烘糕“湘江风雷”（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文革”中湖南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是庞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湘乡烘糕是湖南湘乡县城著名的糕点。1967年,湘潭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红造联”“革造联”一哄而起,从印发传单、互相争斗到夺取枪支进行武斗,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社会一片混乱。各造反派为了争取支持者,采取了各种卑劣、恶毒的手段,逼迫群众表态。     

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文革十年浩劫,席卷中国,城乡皆不能幸免。在河北农村,同样发生了一幕幕荒诞离奇、人性扭曲、残酪恶劣的人间闹剧、丑剧,《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的作者,当时只有十几岁,他回忆了当年亲身经历:无知而狂热的中小学生红卫兵造反批老师、斗“黑帮”、“文攻武卫”,农民斗“走资派”,大搞冤假错案、滥施酷刑等等情况,惨痛的历史教训,后世可鉴。     

“文革“武斗时期的长春

历史行进到1967年,“文革”中最血雨腥风的一幕——武斗上演了:喧嚣过市的广播车,枪声大作的武斗场面,无谓牺牲的年轻生命,规模浩大的治丧游行,充斥恐惧忧伤的日常生活,饱受屈辱的老教授……《“文革”武斗时期的长春》一文记述了这些真实场景。这一切都已随着那个时代逝去了,但是历史不能忘记。     

红卫兵两次冲击人民日报

在文革时期的前半年中,红卫兵有两次冲击《人民日报》。 1966年8月26日,大约上午十点钟左右,在王府井的《人民日报》读者接待室,来了一批红卫兵。他们身穿军装、臂佩红袖标,气势汹汹、蛮不讲理,在接待室的桌子上把鞭子甩得“叭、叭”响,说是要编辑去见他们,并气势汹汹地贴出大字报：“勒令人民日报立即停刊!”     

四十年前的『红八月』

1966年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兴起,而名校清华附中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作者系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以独特的视角回顾了他的亲历亲闻,再现了当年混乱恐怖的社会状态:同学师长、亲朋好友、邻里之间,一夜反目,皮带棍棒肆意横飞,抄家打人家常便饭,无辜妇孺命归黄泉。请看《四十年前的“红八月”》一文。     

十年血泪诉向谁?──记一位女干部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引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莫不深受其害。毛泽东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造反派”却背道而行,还自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永远忠于毛主席”。不论是城市或乡村,“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两派群众组织,动枪动刀,武斗愈演愈烈,造成家破人亡,文物被毁,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损失惨重。有些省、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继续镇压群众,把他们定为“匪”、“反革命”。有的受害者在党中央宣布“文革”结束之后,仍然受迫害,直到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     

毛泽东一保到底的省委书记

<正>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修改"十六条"的过程中,毛泽东找到华东局书记处负责人     

“文革”中的独创名词

“红卫兵,大串连” 当时一批参加保卫毛主席运动的高校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戴上书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与外地学生进行联络,叫做大串连。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加文革活动的通知》,文中还拟定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贴费。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学生倾巢出动,涌向京城闹革命,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北大为期4个月的武斗,发生在1968年春夏。 过去政治课讲,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我觉得文革中的武斗也有点这种意思。再说,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就使得“武斗”在当时已经“合法化”．可以说是中央文革放纵了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从1966年9月开始,北京就有武斗发生,1967年已经是全国各地狼烟四起,达到高潮。1968年北京的高校也传染上了这种瘟疫,年前清华大学井冈山与井冈山“414”已经接上火,其他院校也时有发生。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人物志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     

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兴翻旧账。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就跑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翻旧账,专拣那些“文物级”的报刊翻。翻着翻着,一大叠1936年的《华北日报》直叫他们欣喜若狂。翻到灰头土脸的《华北日报》10月14日第2版,一则“反共启事”赫然入目：     

中国第一条地铁建设始未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北京要搞地、下铁道,不仅北京要搞,有很多城市也要搞,一定要搞起来。”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上报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要点》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一张照片引起争议的思索

《慈溪县志》“经济总情”编第230页中,放了一张1967年红卫兵街头游行的照片,以配合文中一段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出乎预料的是,在搜集、选用这张照片过程中,以及志书出版以后,竟引起编纂室内部和一些方志界同行、读者的争议,意见纷纷.归纳一下,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二章第七条“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     

窦尔敦其人其事

窦尔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历史上很少有公正的评价.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故窦志》中称:“康熙年间,邑有窦尔敦者,健盗窃案也,尝马动途,众莫能御.……数捕不获.”历史上一些文人墨客撰写的《彭公案》、《施公案》、《连环套》、《盗御马》等戏曲作品,对窦尔敦的描写也不外乎是“健盗”、“大盗”一类的劣人而已.实际上,窦尔敦是一个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怒杀赃官的农民领袖.被清廷发配到黑龙江后,又为搞击沙俄、捍卫国疆土立下汗马功劳,是一地地道道的反击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春天来到京城的时候,作者整理《人民日报》史料,发现了拍摄于1948年春天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年轻女编辑卞仲耘——当时人民日报社仅有的几位女编辑之一。随后我又发现,这位1938年投身革命的前辈竟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1966年8月5日在她工作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从《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难者,她的生命轨迹怎样迤逦而来,又怎样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断？     

“畅观楼事件”真相

北京市委在畅观楼召开的一次会议距今已过去了40多年,当时的具体情况,鲜为人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北京日报》连篇累牍地对这次会议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次会议一下子变成了“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