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耿云志先生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耿云志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历时7年,经课题组同人的共同努力,已分9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近产生的一批重要成果,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以来的一次重大进展.     

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前辈学者的引导分不开。刘大年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以经济史为突破口,此后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章开沅则倡导社会集团史的研究,他指出：“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     

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近代史研究不被时人看重,但却有不少近代史著述出版。到1928年,通过对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由斯而发,罗家伦明确提出了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近代史著述的特点作出总结,知人论世,可以窥见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现状──与郭世佑先生商榷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现状－──与郭世佑先生商榷郑剑顺１９９３年,郭世佑先生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①一文,阐述了想＂突破＂原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建立新理论的主张,提出的论点、所作的论证中不少是难以苟同的。特不揣冒昧,检出要点,与之...     

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科中的"现代化体系"

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发生理论变化的时期。现代化理论与世界近代史学科的结合,催生出以现代化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即不同于传统的“苏联体系”的“现代化体系”。相关高校教材的内容和结构变化最为明显地反映出这种体系的内涵与特点。     

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探讨新视野、新思路的结果,章开沅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史研究率先予以大力倡导,具有开创之功。随后使商会史研究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领域,主要得益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继而又运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考察和分析商会,不仅推进了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还使"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逐渐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领域。近30余年商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进行创新,同时也应避免在借用当今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出现生搬硬套与削足适履的偏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向发生的重大转变之一,即是由80年代以“化热”为特征的激进主义转向以“国学热”为特征的保守主义。这一研究取向在历史研究领域直接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梳理与评价,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激进而扬保守的思想倾向。系统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而且对于正确处理今天化建设中的保守与激进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以现代化为主线略论中国近代史研究

现代化是一个含义深刻、层次广泛的概念,对于什么是现代化及其实质、层次等问题,目前史学界仍分歧大于共识。但是,以现代化为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已被一些史学工作所接受并实践。本以现代化为主线略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现代化与民主革命的关系、在现代化追求中学习西方与反抗侵略的关系、以现代化理论克服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观情绪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问题,曾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过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一悬案至今没有真正解决。为此,本略做述论,试图对这一问题有所解释。     

薛家岗文化石料利用特点及产源初探——兼及石器产地的讨论

薛家岗文化自从80年代命名以来．学界对薛家岗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分期、分布范围,文化因素分析、葬俗、玉石器等方面,针对薛家岗文化石器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佟柱臣先生从制作工艺,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探讨①。张弛先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     

近代史籍史料的整理应当务求准确:以三种资料书为例

史籍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立论的主要依据,犹如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数据。史料或数据不足固然达不到科学性的认识,史料或数据不准确甚至错误,则会导出背离真理的谬误。我国传统史学十分重视古代典籍的考据、校勘、辑佚等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的史料搜集整理备受关注。五六十年代由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及若干专题史料的陆续面世,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这门新生学科的发展。上述经过专家整理的史料难免偶有错讹,但总体质量是好的,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8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史学研究的…     

李时岳《近代史新论》与新时期近代史研究

李时岳《近代史新论》与新时期近代史研究宝成关,李书源近年来史学界知名学者的论文相继结集出版,李时岳先生的《近代史新论》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新论＂所阐发的一些重要观点,当初发表时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轰动,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产...     

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

我四十年代初去美国时,学的是英国史和美国史。自五十年代起改学中国史,侧重近代史,对三十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比较熟悉。美国关于中国近代史出版的书很多,本文只能概括论述,并简略介绍某些重要作品的内容。     

1986—199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

一宏观研究1.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展开了争论,主要观点有: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辛亥革命)说、反映资本主义趋向的“四个阶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说和“民族运动”说。近几年继续讨论,有人以资     

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进行和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展开,有的近代史研究开始对所谓传统观点,即“革”前17年间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得出的基本认识进行重新审视,初步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思路。此后,赞同和运用这种新思路的研究日渐增多,至90年代,研究成果续有发表,这种新思路也发展成为一种新“范式”,以这种新“范式”构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作也有多种出版,其中由冯林先生主编,改革出版社     

2006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论文一、总论、专题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虞和平.近代史研究,5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朱东安.历史档案,2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储著武.安徽史学,2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历史文化认同面临的紧迫课题.陈其泰.人文杂志,3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范式.蔡礼强.甘肃社会科学,3“区域化”趋向与近代史研究.王先明.学术月刊,3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唐力行.学术月刊,3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分歧.林华国.高校理论战线,3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孙江.史学月刊,5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朱宗震.近代…     

“首届中国近代史青年论坛”综述

<正>2022年8月16—17日,为增进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培养中国近代史研究高层次人才,推进近代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首届中国近代史青年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8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近代史研究》主编葛夫平主持,     

怀念刘大年先生——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

当今年年初山田辰雄教授从北京与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归来,告诉我有关刘大年先生于去年底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悲痛!近年来,我不断接获林增平、刘望龄、乔志强等比我年幼的中国的历史学家相继去世的噩耗,深感痛惜!与这些友人们的结识是缘于80年代初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而论及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日本学与刘大年先生的关系,则可追溯到近40年前的1963年。那年11月,刘大年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日本。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书生天下事,生前身后名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领导慰问,没有媒体专题。官方讣告来自他生前任研究员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他已多年未参与所里的活动。10月3日,98岁高龄的瞿同祖先生悄然辞别人世。瞿先生早在1940年代便蜚声中西学界,其所著《中国法律     

从“客分意识”到“国民意识”——牧原宪夫《客分与国民之间——近代民众的政治意识》评介

日本史学界从"国民国家"①角度研究日本近代史,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在90年代末期形成高潮,且其影响持续至今。这除了受当时的西方相关理论著述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创造》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影响以外,也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减弱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系。②为此,以国民     

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论战述评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对其探索有益于对中国近代史发展流脉及历史特征的认识和解读,也有助于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辩,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建设。本文是对这两次探索和论辨基本情况的梳理和评述,其主旨在于捋清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历程,并为新世纪深入研究这个理论问题提供基本的学术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