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卡：建立清一色政府的工具——契卡成立新说

“契卡”是俄文缩写词,其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也简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契卡”的成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其意义上都有不同的说法。在苏联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说法是,“契卡”是红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工具。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走向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演进,经历了建国初期“团结、教育、引导”方针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则打下“阶级斗争”烙印;至新时期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指导下,拨乱反正、回归理性,对知识分子实行“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并随着改革深化进一步强化人才观念,重视“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与此相应地,中国的知识分子适应“现代性”要求,去除旧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体现新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集合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成长壮大,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承担重要使命。     

应该怎样称呼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史学界普遍称他们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己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不科学的,应该称他们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之我见

在极左思潮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一直不怎么高。所以“文革”期间骂知识分子为九,绝非偶然。在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十年,知识分子主要是改造的对象。只是臭老近几年,才考虑起身份及待遇问题。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对此,大家的理解不尽同。一种理解是,凡受过教育的,统称为知识分子。如大学毕业的,即称“大知识分子”。土改中,农村里小学毕业的,叫做“小知识分子”。在这基础上,又从年龄来分,故有“老年”及“中年”知识分子之称。此外,还有高级知识分子。总     

浅谈知识分子的普遍辨识标准和社会角色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具有多样性特点,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与形成时间也存在分歧。若将“独立”作为所有知识分子的普遍辨识标准会更为恰当和准确。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理念人”和自我“供养”三种角色与保持独立的三个条件相接应。对知识分子基本特质的梳理和优秀精神资源的挖掘,利于汲取其有益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进程。     

胡耀邦：知识分子的知己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对知识分子十分珍惜。尤其是“文革”结束后,他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著名作家冰心曾说：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     

“向党交心”的前因后果

许多人都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对此后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却知之甚少。二者有什么关联？其前因后果如何？笔者保存有先父张高峰（原《大公报》记者）1958年6月“向党交心”原始记录六份,真实地反映了那次运动对“交心者”心灵的触及和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自我批判”的无情。联系到此前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革”浩劫,或可大致勾勒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并非一个抽象的固定概念,更多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过程。知识分子是否中国社会变革或中国革命的先锋,以及知识分子是否一个“阶级”,曾经是得到过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共党人探索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群体“经历和体验”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演变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土地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沉痛教训

一、“八·七”会议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转折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4年底),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时期。能否正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是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地走出低谷的关键问题。“八七”会议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是重大的历史功绩,但是,左倾情绪也随之滋生和蔓延开来。它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唯成分论倾向,不加区别地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机会主义,并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罪于知识分子。中央指责:“党的指导机关占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这种组织上的“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     

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论述的体会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在《邓小平文选》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是“脑力劳动者”,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后又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等。如果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问题有了“初步解决”的话,那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及以后的一些指示,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命等诸多问题已经解决。但是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些华人科学家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为什么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党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非常迫切和重要的问题指什么?下面述以作者粗浅的理解。     

知识分子的流向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

最近十年间,我到过西南和西北的好些地方。每到一处,都听说知识分子外流之事。流向一般是东南沿海各省,因有“孔雀东南飞”之说。除了“孔雀东南飞”而外,还有“西风紧,北雁南飞”,“衡阳雁去无留意”以及“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大家认为,这是由于西北西南一带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工作条件不好,生活艰苦,加上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些落实得不好,好些知识分子因而欲留不得,欲走不忍,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科学的春天是怎样到来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等重大而深远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迅速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政治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下,法国史学界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运用“历程”、“社交性”和“代”三种独特概念方法,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孔孟“义命分立”的价值与局限

将人力所不及的“命”与经过艰苦的精神探索和卓绝的人生实践可以挺立起的“义”明确地加以划分,并进而为“知识分子”找寻到努力的方向,是孔孟思想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因素,而“知识分子”切中要害的社会批判和挺立自我则是孔孟“义命分立”的核心内容,但“义”与“命”分立的不彻底也是孔孟思想的重要局限。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     

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

(一)“两个估计”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推向灾难深渊,稍有不满者竟遭毒打和迫害,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这“两个估计     

封建皇权下知识分子的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都是最恭顺、最合作的,他们极少有西方知识分子那种监督、批判权力的想法,人生最大的梦想莫过于“为王者师”,即替君王出谋划策,实在“师”不了,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个王者“臣”也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发动、领导者多半是像李自成这样的纯农民或刘邦这样的村干部,顶多也就像洪秀全这样的高考落榜生,绝少有通过高考独木桥的举人、进士之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