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是"。关于"条约改正",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要求,但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成功。日本最终以甲午战争废弃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并借战胜而获取城下之盟式的外交与通商特权。通过梳理日本与中国的修约交涉过程,可以从修约层面来探讨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书讯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唐启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60.6万字,69元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是近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迄今,海峡两岸均以废约历程为主轴诠释外交史,而修约长期被废约遮蔽。本书依据中、英、日外交档案,翔实重建北洋政府时期修     

《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近期问世

王建朗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2万字,19元。相对于对不平等条约的起源和发展的丰富研究而言,有关不平等条约修废过程的研究则比较薄弱,此前尚无专著面世。作者以修废不平等条约为主线,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的全过程展示在读者面前。作者认为,修订不平等条约是一个前赴后继的连续过程,从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为此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抗战时期实现废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清除不平等条约,形成了中国废约史上的一波波高潮。对此,作者给予了实事求是的…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及其评价——以顾维钧为主的考察

北京政府一直被人们评价为执行媚外政策的政府,但是北京政府在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近代职业外交官主持外交部的情况下,利用他们学到的国际法的有关知识,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与顾维钧、王正廷等的外交活动贯穿始终,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成为开启中国近代修约外交的第一个政府。     

一战后东南亚华侨的修约斗争

一战后,在席卷世界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越南、暹罗以及荷属东印度地区华侨呼吁中国政府利用出席巴黎和会的机会,与侨居地政府修约、废约或缔约建交,实现对东南亚华侨的外交保护,维护华侨在当地的合法权益。本通过对上述历史的回顾,把当前学界对近代中国修约运动研究的视野延展到海外华侨身上,拓宽修约运动的研究内容,同时试图站在华侨的角度,思索华侨修约的真正目的,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地把握华侨与中国双向互动的交往历史,深刻反思近代中国政府在与东南亚地区交往方面的得失。     

浅析伍廷芳的条约观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大批条约,条约交涉成为晚清外交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晚清外交重臣伍廷芳办理了大量与条约有关的外交事务,从而对条约及中外条约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国初年,伍廷芳为消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良影响又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伴随着伍廷芳外交生涯显现的条约观念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对条约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以及修约、拒约的观念与主张等几方面。其中的某些认识与主张,对于维护中国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亦存在着某些局限。     

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

法权会议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撤废治外法权的一次尝试。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并不像许多研究者一再批评的那样,仅仅扮演了消极被动的角色。在会议的全过程中,北洋政府外交家均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图撤废治外法权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应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囿于内外条件,北洋政府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哀,但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也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     

论《民四条约》的效力与北京政府的主张

一战后,国际法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北京政府敏锐注意到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尝试运用国际法中关于条约有效性的诸学说,探索废除《民四条约》的可行性。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等外交官首次利用情势变迁原则,以中国被迫缔约、该约不利于世界和平等理由,主张《民四条约》应该失效。巴黎和会后,北京政府利用国际法的意识更加明显,如王正廷利用霍尔的学说,主张《民四条约》无效。和约研究会主张《民四条约》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强调取消《民四条约》是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的义务。华盛顿会议后,外交部根据法籍法律顾问宝道阐述的国际法主流观点,未直接以国会决议宣告《民四条约》无效,而是从国际法情势变迁原则与条约目的须合法两点立论,宣告废约,以谋求与日本进行废约交涉。这是北京政府在和平状态下,利用国际法宣布废约的第一例,为后续中国向列强提出修约、废约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废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外交

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外交张圻福卢沟桥事变爆发至今,已整整５８个年头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漫长的八年抗战,既有战场上的腥风血雨,又有外交上的尖锐斗争。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和斗争,曲折、复杂,时受国际国内斗争的制约而波澜起...     

试析北洋政府修约外交的特点

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总体上说,它具有妥协性与强硬性交织、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兼具、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的特点.     

有关二战中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再评价——兼论国民政府在废约问题上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废约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是中国人民长期抗争的结果，但政府的外交行为是实现不平等条约废除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在评价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时，不应从其政权性质出发，而应从史实出发；也不应只着眼于废约中所遗留的问题，而应明白外交上全瓿的可能是极少的。对国民政府在废约上的作用只能从它是出卖了中国的权益，还是收回了权益这一角度来评价。     

英美就卢沟桥事变进行的协调交涉(1937.7.12—1937.8.6)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因其自身在远东实力不足,迫切希望与美国采取联合外交行动,抑制日本。美国在远东利益较少,且受国内孤立主义影响,只同意英美各自对日采取平行的外交行动。以下一组外交函电①反映了中日战争爆发初期英美不同政策、立场以及英国在中国、日本之间交涉的大致情况。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日斗争主要是依靠国联。力图运用国际社会的力量迫使日本撤兵。在这一外交斗争中．作为国民党中央对日决策研议机关的特种外交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外委员在1930年9月30日至1932年1月2日间,以国联为舞台,以欧美国家为工作对象,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场,殚精竭虑,群策群力,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撤兵。作了大量的外交谋划,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同情和支持．也使日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但因缺乏实力为运用外交手段的基础,外委会的种种努力最终落空。     

1924年《中俄协定》与中俄旧约废止问题--以《密件议定书》为中心的探讨

1917年俄国革命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自愿废除不平等旧约,平等对待中国。北京政府虽不愿立即承认苏联,但乘机清理旧俄在华条约特权。中苏谈判时,苏方坚持无条件建交后,再开会议订定新约取代旧约,北京政府则担心中俄会议不一定会有结果,坚持要立即废止旧约。最后双方妥协,在1924年《中俄协定》中,以《密件议定书》规定:新约未订定前,旧约概不施行。后来中俄会议虽经召开,但未获致具体成果,使得中俄旧约处于虽未废止,但不施行的含混状态。北京政府在移交俄国使馆及其他有关交涉中,均坚持中俄旧约已废,并持续推动其“修约外交”。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

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蒋建农国内外有关新中国外交问题的论著大都把＂一边倒＂作为新中国基本的外交方针。由此而来，有的论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倒向苏联一边的方针，就使得新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国家交往的可能，以至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也有的论者认为，＂...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衔枚疾进与"政略突袭"一面外交烟幕,一面千里奔袭

1941年8月16日,面对美国方面全面禁运的极限施压,无比依赖外部石油供应的日本海军终于坐不住了.在当天举行日本陆、海军部、局级会议之上,日本海军方面首次提出了《帝国国策实施方针》.其主要内容为:以10月下旬为限,战争准备和外交交涉同时并进;至10月中旬,外交交涉仍不能取得妥协时,就动用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