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石灰”探析——兼谈其在古代高昌地区的运用

石灰在中国古代的开采和应用都很早,但文献上记载不多,而在吐鲁番出士的晋唐时期的衣物疏中却多次提到。这是因为在古代高昌地区的人们的观念中,石灰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另一方面用石灰随葬,还可以防潮防虫,使尸体及棺木不腐。所以,衣物疏中提到石灰,镇墓与实用目的是兼而有之的。这种情况也许是古高昌地区特有的。此外,本文也探讨了石灰在古代高昌地区居民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     

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中的鸡鸣枕探析

鸡鸣枕的使用可以上溯至汉代,但除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外,其也被用作墓葬的陪葬明器,至今仍有部分地区保留制作与使用鸡鸣枕的传统。伴随着各民族间交流融合的不断加强,考古人员发现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高昌时期随葬衣物疏中也有对鸡鸣枕的记录。     

外貝加爾地區發現許多古物

蘇聯科學院物質文化史研究所考察隊,最近曾在外貝加爾地區從事考古學研究工作。科學家們在那裏發掘了古代的居民區與住所,並且發現了許多石器時代和其他時代的遺物。特別有趣的是:在赤塔附近,發現了一個石器     

释“搔囊”——读高台骆驼城前凉木牍札记之一

“高台骆驼城前凉墓葬出土衣物疏”中有“紫搔囊”和“早搔囊”两个词.此二词条,一同于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的“爪囊”或“抓囊”,应当是指装有手脚指甲的袋子,体现了古丧礼中“搔剪”及埋葬发须爪的规定.随身埋葬爪甲,除了官方礼典和传统儒家理念的引导之外,还可能与民间社会自己实践行用的巫俗观念和禁忌有关.这体现了“礼”与“俗”在河西地区的不同张力.而“爪囊”在高昌时期的衣物疏中最终消失,则可能和佛教理念在丧葬层面的不断渗透有关.     

論唐康文通墓的“僭越”

2002年在西安發掘的康文通墓,葬於神功元年(697)。墓主康文通作爲處士,卻采用雙室磚墓,隨葬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文武官俑等高等級墓葬的喪葬元素。在系統梳理唐墓中出土的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的基礎上,結合隋末唐初渭北地區的政治動向,推定出土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的墓主多是李唐宗室外戚、唐初建國元從及其後裔,以及武周至玄宗時期的墓主。康文通家族作爲地方豪族,可能在義寧初歸附李唐。正是在"首膺義旗"、"地方勢力"、"武周時期"多重因素的角力中,呈現出隨葬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武官俑,且以雙室磚墓下葬的面貌,可以説康文通墓是李唐武周百年政治的縮影。     

長沙左家公山的戰國木槨墓

六月十日,我會文物工作隊,在長沙市南郊左家公山第四中學基建工地內,發掘了一座完整的战國木槨墓葬。兩年來,在古墓清理工作中,在長沙、衡陽兩市各工程地區,曾發掘將近一千三百多座古代墓葬,其中木槨墓雖然不少,但像左家公山這樣完整的木槨墓,却是不多見。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高昌郡时期的农业活动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高昌郡时期的农业活动宋晓梅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时期的文书大多集中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反映农事活动的文书又相对集中在几个墓葬。如阿斯塔那６２号墓,共出文书１０件（包括缘禾五年衣物疏一件）,其中七件均为辞呈,就述辞本身的内容而言,有...     

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别

<正>幾十年來,南京地區出土了一批東晉南朝時期的墓誌,加上傳世金石文獻的記載,已經有53方。從人物籍貫上看,這些墓誌大都屬於北方僑人。南方土著人物的墓誌爲何不見?墓誌本身雖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它卻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當時南方境内僑舊雙方的差異性。以下的討論就是循着這個線索展開的。一、南京出土墓誌與文獻記載     

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别

<正>幾十年來,南京地區出土了一批東晉南朝時期的墓誌,加上傳世金石文獻的記載,已經有53方。從人物籍貫上看,這些墓誌大都屬於北方僑人。南方土著人物的墓誌爲何不見?墓誌本身雖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它卻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當時南方境内僑舊雙方的差異性。以下的討論就是循着這個線索展開的。一、南京出土墓誌與文獻記載     

从出土文献看高昌国三种信仰的流变

高昌国地处中原与西域交通要冲,成为自汉以降多种文化交流与多个政权争夺的交点,政权的频繁更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文化的嬗变与发展,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统治者利用宗教稳定政权,于是,从四面八方传入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宗教观念成为高昌人基本的生活需要,面出自于他们朴素的实用主义态度,佛教、道教及对天神的信仰兼容并蓄地被他们所接受并呈共存发展状态,从而流变出了高昌国自己的地方特色.本文以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几件衣物疏所载内容为例浅析上述问题.     

高昌墓砖对女性的记述

高昌墓砖中的女性形象问题,学界关注较少。整理分析高昌墓砖中女性信息,探讨其对女性的记述格式和由标记向彰显的转变,可知自7世纪以降,高昌墓砖对女性形象的记述主要体现在品行高尚、擅长女艺、孝悌友爱和贤妻良母四个方面。此外,通过探讨高昌墓砖中女性形象和其他出土材料中女性形象的差异,有助于揭示性别在高昌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     

從《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看《記室備要》之北傳

本文通過對遼代《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與敦煌文獻《記室備要》的對比分析,發現墓誌的主要內容大多抄撮改編自《記室備要》一書。由於此方墓誌極有可能出土於遼上京臨潢府附近,筆者推測唐代《記室備要》等掌記文書早在遼朝初年即已向北散佈至契丹的腹心之地。遼初對於中原人才及藩鎮制度的吸納、繼承,爲記室文學向北傳播提供了可能性。     

吐魯番新出《冥訟文書》與中古前期的冥界觀念

吐魯番新出《北涼緣禾二年(433)高昌郡高寧縣趙貨母子冥訟文書》是一份珍貴的史料。它模仿陽世官文書的格式進行書寫,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爲我們認識閻羅信仰在中國中古時期的流衍提供了新材料,同時也使我們對於五涼時期高昌佛教的發展水平有了新的估計。與墓券材料强調"生死永隔"的冥界觀不同,《冥訟文書》透露出的祖靈觀念呈現了更爲複雜的情境,死去的先人與陽世的家庭仍然保持了緊密的聯繫,甚至可以對陽世的家庭糾紛進行裁決。因此,這是深入認識中古前期民衆冥界觀念發展的鮮活而生動的個案。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吐鲁番古墓葬纸明器考论

在吐鲁番晋至唐代古墓葬中,有陪葬纸鞋、纸帽、纸腰带、纸钱等纸明器的习俗。这一习俗产生在前凉及前秦统治高昌之前,纸在高昌地区普及之后。最初纸是在民间生活中代替昂贵的绢帛使用的,后来用于丧葬,并形成了独特的丧葬文化,至晚在麴氏高昌及唐代时,人们已经借助丧葬用纸来炫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据考古资料,纸钱最早出现在麴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中,但很可能是和纸鞋、纸帽、纸腰带等纸明器同时出现的。它来源于古代陪葬束帛和宝货的习俗。     

寢戈考

《左傳》所載名物,多有不可識者。本文以出土實物考證《左傳》所載"寢戈"的特點與用途。戈是古代各兵種作戰中常見的進攻型武器,戈的形制根據兵種的不同和實戰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左傳》所載寢戈,屬小型貼身自衛的武器,自然在形制上與徒戈和車戈等實戰用戈有明顯區别。     

中南軍政委員會通令——爲通令各省市在實行土地改革期間,必須切實做到保護民族文物由

我中南地區的土地改革,今冬明春卽將在五千萬人口的地區實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佈之"古蹟、珍貴文物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之規定,凡屬於地主、惡霸、戰犯所有之一切具有歷史、學術、與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產,如古代石器、金屬器、陶器、瓷器、玉器、漆器、竹木器、齒牙骨角器、絲麻棉等編織物及刺繡、各種化石、各種珍貴版本、孤本、絕本、抄本與不常見之書籍、碑版甲骨、金石文字及其他拓本、簡牘、檔案、文書、字畫、佛經、儀器、報章、雜誌等,以及在實行土改地區之有關革命價值之文物圖書與歷史藝術價值之名勝古蹟,如古寺古廟及其附屬建築,古佛像、碑碣、壁畫、古塚墓、名人故居等,均屬我民族文化之遺產,必須區別於應沒收分配之生産資料或生活資料,不應隨意分掉或聽任損毁與散佚。爲保護我民族文化遺產,防止有關革命、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珍貴文物及圖書,在土改期間隨意分掉、損壞或散佚,特決定: 一、戰犯、惡霸、或地主藏有上項文化遺產,應予没收。但不應損壞散佚或分掉,須一律慎重保護,送交當地人民政府負責保管,並層報上級人民政府處理。二、在反霸鬥爭中,所已沒收上述歷史文物圖書,並須重加整理登記;對已分掉或散佚者,應予     

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簡述

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四八年七月,第一件工作,即為整理已經收拾集中之物品;其次為帮助各地整理與建立地方的古管機構。由於山東地區散佈的古代文物甚為豐富,所以在本會的具體工作中,初步分為搜集、整理、保存三个重點來進行:     

唐代京畿鄉村小農家庭經濟生活考索

傳世文獻描述的唐代京畿地狹人稠,賦役繁重。本文借助介紹北方農業生產的《四時纂要》,輔以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書,構建起一户標準的小農家庭模型,設想在京畿區域内此家庭所能擁有的財產狀況,並討論五口之家的營生與生計,采用量化手段,對京畿的户均耕地占有量與畝產量進行估算,回應史書中對本區域"狹鄉"的定位。在此基礎上,對元和年間兩税法施行過程中本區小農户的年收入、支出進行微觀考察。定量研究發現,唐中後期京畿鄉村農民家庭的生活粗可自給,尚有盈餘;而與其他區域相比,近畿農户多適應城市需要,開展多種經營,與市場的關係密切,納税與市易中使用錢的比例較高。     

中國古代的信用與“信”

本文考察了"信用"一詞内涵在古代與現代的區别,指出在古代典籍中反映重約守諾品質的"信"字産生於充斥着爾虞我詐的春秋戰國時期,此字的出現與廣泛使用,並不能説明當時此類品質的大量存在,而是折射出社會上的極度缺乏。在對儒家代表人物關於"信"的論述進行分析後,提出宋代理學家利用注釋經典的方式,對於儒家創始人孔子與孟子的一些論述進行了適合自己學説的解釋,但與原意有着不小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