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萧劲光大将和我们

被誉为“人民海军之父”的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是我的父亲,他离开我们已经5个年头了,可是他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我们脑际。虽说往事如烟,却是永志难忘。 1949年,战争硝烟渐渐地在中国大陆上消逝,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当年9月,我和弟弟萧能所在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把我们叫到学校教务处,指着一位陌生的军人说,他是我们的父亲的秘书罗玉如同志,是父亲让他来找我们的。罗秘书说他是萧劲光司令派来的,代表他接我们姐弟俩回家,让我们就跟他走。 我们当时对“家”的观念很淡漠,只知道学校、教师、同学和阿姨们,大家一直在一起生活学习。…     

亲历音配像工程（三）：我和君秋的“音配像”往事

说起“音配像”,要从李瑞环同志说起。如果没有他,这项工程是不可能启动起来的,我和君秋同志也不会加入到“音配像”的工作中。     

怀念侗族作家苗延秀

广西的文学前辈,我最早认识是苗延秀同志——还是称呼他为同志吧,在他生前我一直这样称呼他。虽然他年长我17岁,又曾两度是我工作的直接领导人,我都不以他职务称呼。觉得这样既表达了对他的尊重也亲切些,当年苏联的一首歌有两句歌词：“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天门中断楚江开——池必卿同志二三事

1982年初,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文件起草科工作,承担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文稿起草方面的任务,池必卿同志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必卿同志1984年离开贵州,至今已20多年,这中间我同他在北京也仅见过几次面。不思量,自难忘。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和与他在北京几次难得相见的往事,总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敏锐的思想、坚毅的作风、宽广的胸襟、清廉的品格,使我深受教益、启迪和鼓舞,并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力量。矢志改变“干人”地位必卿同志1978年5月到贵州工作,1979年10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

1948年,我由华北到达河南,第一次见到邓子恢同志。那时,他刚从华东局调到中原局担任第三书记,他既有长者之风,又平易近人,大家都尊称他为“邓老”。从此以后,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与他一起随军到达武汉,然后又经过了华中局、中南局、中央农村工作部这么几个时期。子恢同志一生奉     

和李志坚一起下乡的日子

我和李志坚在一起工作将近30年,对他的德才、为人处事比较了解。李志坚先后跟随蚌埠地委、宿县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工作,他的德才深受赏识。1966年他被派任宿县县委第一副书记,可他还没来得及赴任,“文革”爆发了,宿县地委主要领导被批为“走资派”,他也没能幸免,被扫地出门,准备下放农村。     

彭真勉力为我国民主法制奠定基石--访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岳祥

采访人 :您多年做彭真同志的秘书 ,请说说您对他的了解 ?岳祥 :我作为彭真同志的秘书 ,对他的了解主要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我和他接触的10多年时间 ,一起工作的其他同志如杨景宇、顾昂然、项淳一比我了解更多。彭真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一样 ,他们亲身经历了三座大山的压迫 ,立志寻找复兴中华民族的道路 ,所以 ,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负有历史使命的人。他深刻认识到只有解放别人才能解放自己 ,有高度自觉的先锋队意识。他历来从大局出发 ,对个人的委屈得失没有抱怨。“文化大革命”后我们问彭真在监狱是怎么过的 ?他说什么事情大想什么。他读…     

我记忆中的小平伯伯

今年8月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因为我的父亲万里曾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过多年,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并称呼他为“小平伯伯”。时间一晃过去了几十年,回首往事,有关小平伯伯的一幕幕又浮现眼前。     

忆亦侠同志

1998年9月14日,吴亦侠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令我极为惊愕。没有料到亦侠同志竟这么快就走了,我深深地陷入了悲痛之中。霎时,他的音容笑貌,他与我们共事的情景,他与我相处的一些往事,不由涌上心头,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亦侠同志是1996年7月从农业部调到贵州工作的。他调贵州不到二个月,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恰好,农业部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宋树友同志与我是党校同学,并同在一个党小组,他多次向我讲起亦侠同志。他说：“亦侠同志政治上强,很有工作能力,为人朴实、正直,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工作既很有魄力,又非常踏实,农…     

叶剑英的两句名言

解放初期,叶剑英同志在华南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他非常重视掌握政策,特别是当时《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也叫十六字方针,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诀。叶帅又十分注意华南比较突出的地方特点,经常处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中,而又比较民主。几年间我没有看见他贸然决定过问题。所以,我那时对这位“参座”是十分钦佩的。再加他常常出口成章,历史典故与古典诗词,信手拈来,都能为他所妙用。叶在小会上常讲“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以此教育他的下级同志。难的是他在行动上也是如此,我没有看见他在会…     

从瓦窑堡的窑洞开始——忆良师益友胡耀邦

50年代初,在一份自传中,我曾经写过：胡耀邦同志是我在延安工作时期的楷模,今后我还要努力向他学习。如今,耀邦同志已经作古,人民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念起他,想到的常是一些小事。我想,这些“小事”,是不是能够作为对这位伟人革命生涯的一些注脚呢?     

在荒煤先生身边的那些日子

在“中南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中 1952年,我和我夫人徐虹奉调到中南文化部,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都是跟随荒煤同志工作,直到他去世。当时,荒煤是中南文化部的副部长,实际上部里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我和徐虹被分配在调研科工作,由荒煤直接领导,徐虹还兼任荒煤的秘书。     

记“毛主席的老兵”罗贵波

把自己称为“毛主席的老兵”的罗贵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在罗老生命最后的五年,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为他服务。五年来,我与罗老朝夕相处,对这位老革命家、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有真切的感受;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也令我永志不忘。     

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耀邦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我与耀邦同志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可是,就在我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而找到他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也被诬陷为“走资派”,身处逆境,但是他毅然向我伸出仗义的热情的援助之手,给了我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今天我能安度晚年,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朱九思院长“挖”人才

1974年到1984年,在老院长朱九思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在华中工学院(以下简称华工,1988年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与原同济医科大学、原武汉城建学院合并,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教务处负责抓师资工作。当时,朱九思同志在"文革"后立即着手抓师资队伍建设,比大多数高校整整早抓了4年以     

“文革”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意外的特殊使命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地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     

怀念老市长刘惠农

我的老首长、老市长刘惠农,离开人世已经16年。刘惠农同志一生平实工作。平实做人,平实做一个共产党员。他把工作当做革命者应有的投入,而不当做“人股”,作为争名夺利的资本。我在刘惠农同志身边工作了8个年头,从其身上学到做事要以国为重,以民为先,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周恩来宜昌中堡岛纪行

1958年3月,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研究解决三峡工程问题。2月下旬的一天,宜昌地委第一书记薛坦放下电话机就给我说：“省委领导同志来电话说,周总理乘坐的江峡轮已从武汉启航,近日内将抵宜昌考察三峡大坝坝址,为成都会议讨论三峡工程作准备。同行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部门、省的负责人和水利、电力专家。要求地委、专署派负责人前往迎接和陪同考察。”他征求我的意见：“你说去谁呢？”我说：“你是第一书记,当然得去。还要去难你定吧！”薛坦说：“我刚接手工作不久,你在宜昌工作多年,算个‘老宜昌’了,…     

中国有个欧远方

欧远方同志逝世整一年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合肥参加小城镇建设理论研讨会,和欧远方同志见面,我们可以说是老相识了。不过将近20年来,我一直没有再去安徽。安徽的同志也没有像其他许多省市那样到北京来参加“双月经济学活动周”的活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因和欧远方志同道合,才与他有比较多的接触,在工作上彼此相互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