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江苏的派系斗争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国民党在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已形成“左”、“右”两派。北伐胜利后,蒋介石统治中国20年间,国民党内部派系之分,更是名称繁多。有以黄郛、杨永泰、张群等为首的政学系,张继、谢持、邹鲁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     

独树一帜的京剧须生关正明

武汉市京剧团著名国家一级演员关正明(满族),年近古稀,在文艺舞台上活跃了半个世纪,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唱工须生,被京剧界人士誉为“新关派”(所谓“新”,是有别于原来关肃霜独创“靠旗打出手”形成的“关派”而言).     

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三)

九、有无“红色资产阶级”与“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民建成立于1946年,是由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主要来自胡厥文领导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因此在民建内部,一直隐隐约约有“迁川派”和“职教派”之分。解放战争后期,黄炎培等在沪的民建领导层对中间人士的前途感到悲观,但又难于舍弃“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民主建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迟迟未能作出政治上的表态。但章乃器却抛弃了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发表《乾纲重振》的檄文,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决裂,1949年又在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联合声明上签字。当时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联     

清季民初法系知识的东学背景及其传衍

“法系”一词是20世纪初从日本引入的和制汉语新词汇。受欧洲比较学派影响的明治日本学者穗积陈重,首创“法族”“法系”等新语汇和概念,开创东洋文化视域下“法系别”比较法学派。作为“近代语言”之一种,被章宗祥、曹汝霖等留日学生引入汉语世界,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将其定型为中国法政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和表述工具。立足于“欧洲中心论”的法律文化价值观,亦以东洋化知识形态隐性植入,充作沈家本派借径日本、效法大陆法派,进行法律制度变革之重要凭借。民国肇造,东学整体趋于式微,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改弦易辙,国民党人士、英美法派以及“反沈派”兴起,加速了沈家本一脉分裂,清季所尊奉的日本模式大陆法派取径根基摇动,表征了英美法派与大陆法派彼此地位升降变化,以及中国文化价值借势回归的错综复杂政治与文化态势。     

法威尔 第一电视布道家之死

他的言词被民主党和自由人士斥为“向公众灌输错误的道德标准”,但保守派人士却称,“他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5月15日,美国福音派基督教领袖法威尔被发现死于他的办公室里。作为美国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宗教团体——“道德多数”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赢得了共和党及保守势力广泛的赞誉,也遭受了民主党和自由派人士空前的批判。     

清代《刊定夫马诉呈碑记》考略

1997年7月16日横江镇文化站干部谢望春同志报告,珠坑乡老街保存有一通古碑,石城县博物馆遂邀请公安部门一同派人到现场考察。该碑《刊定夫马诉呈碑记》,为青石质,因长年日晒雨淋,碑上文字磨损风化严重,有的字迹已模糊不清。碑高167厘米,宽78厘米,厚2.5厘米。碑顶上横书题额“刊定夫马诉呈碑记”8字和碑左上角刻曰：“宪奉”2字,字高5厘米,宽4厘米;碑左第一行竖行刻曰：“钦加同知衔署理石城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王为”11字,字高4厘米,宽4厘米;最后落款“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发朱坑市合甲”17字,字高3厘米,宽2厘米。以上…     

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共产国际的“左”倾教主义的指挥下,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尤以当时各苏维埃根据地及红军内展开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为巨,“AB团”、“改组派”等帽子满天飞,成为杀害整肃自己人的利器,难以数计的革命者倒在战友枪口之下。其中以湘鄂西的“肃反”最“左”最残酷。《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文再现了这段历史悲剧。     

八一厂“黑楼”纪事

一“黑楼”并非黑色之楼,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区内西北一隅新盖的尚未竣工的约莫五六百平方米的浅色小楼。由于在这座二层楼房内关押着一批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册封为“牛、鬼、蛇、神”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故而群众给小楼起了一个挺人的怪名“黑楼”。“黑楼”进门处,赫然张贴着一张“看管犯人条例”的布告,这就是说造反“左”派已经公开把这儿变成一座监牢了。二1966年5月31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作为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电影厂首当其…     

“红刊”是校外教育的好教材

我是一位从教近40年的老教育工作者,2005年退下来后,便积极参与了全镇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十多年来,我与《铁军》《大江南北》《银潮》等“红刊”结伴而行,在学习中感悟,在使用中求效,不仅让自己的精神受到了洗礼,而且让“红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好教材。现将自己学用“红刊”的体会与大家分享。     

中南海“黑旗事件”

《杨尚昆生平纪事》一书记载：“1958年,春,毛泽东认为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中‘扶右反左’,杨尚昆因此受到批评。”据当年在中南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同志回顾,该书所说的：“扶右反左”是指中南海“黑旗事件”;“受到批评”是指撤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简称：中直机关党委）及杨尚昆担任的党委书记。笔者通过翻阅资料及走访一些当事者,以“回归”当年的事实真相。     

董显光汇报国际宣传处派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致蒋介石密呈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在这份致蒋介石密呈中,汇报了该部国际宣传处派人赴日揭露日军在华所犯暴行的经过,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已掌握日本及第三国人士拍摄的日军侵华暴行照片及影片,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也足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关于“当时从未听说南京发生了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后来中国人编造的”等无耻谎言。     

“支左”小记

1968年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方某海军舰船修理部工作。报到后,还没上满一个月的班,领导就派我去江对面一家造船厂参加“支左”去了。“支左”组把我安排在一个300人的铸造车间搞斗、批、改。 一日,上海某机关来了两个外调干部,来厂落实该单位一位干部党籍问题,此人入党介绍     

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

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理,分为和战两派,但“讨伐派”究竟包括哪些人?过去并未见有具体的考察。实际上,戴季陶是主战最力的人物,讨伐派的代表。何应钦最初主战,其后迫于各种压力,至少在表面上,主战的热情下降,并因军事行动迟缓而受到戴季陶等人的斥责。讨伐派受到了宋美龄等人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毕倚虹：民国报坛上划过的一颗流星

<正>毕倚虹在十年中创作十部长篇小说,数百万字的中篇、短篇、散文、随笔、诗词,成为鸳鸯蝴蝶派重要一员;1925年成功创办《上海画报》,被誉为“三日刊画报鼻祖”,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画报潮;主办《银灯》《小时报》《上海夜报》等,身兼小说家、律师、报人三重角色,终因事务纷繁、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年仅35岁。好友周瘦鹃编辑的第13期《紫罗兰》出版了“呜呼毕倚虹先生”专卷,刊有包天笑、袁寒云、孙东吴、江红蕉、     

某某某某

前几天看到一份报纸,说的是报社为了收集各市县的反腐倡廉材料,派了几名记者用了九天的时间下去采访调查,回来后写了一篇《反腐风下的“公仆”们》,给这些白天反腐、晚上大腐的公仆们曝了一下光。——某市某机关一位科长前些日子语气平淡地告诉记者,某晚他们一行十七人在某酒吧包了三个房间,一餐便吃了两万七。——据某“小字号”公仆介绍,一次他们单位招待上级领导,一席间仅法国顶级名酒     

文革中民主党派向毛泽东集体告状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展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因为“帮助共产党整风”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进而受到点名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与此同时,民主党派的地位、影响、作用受到质疑,从“一个篱笆三个桩”中必不可少的“桩”,沦为装饰性的“政治花瓶”,遭遇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挫折。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在孙中山作和国民党“一大”件中,确实没有“三大政策”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中山,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于孙中山晚年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概括。一个哲人的身后常常有无尽的关于这一哲人的争论。“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它有一个长达一年有余的熔铸、提炼过程,在此期间,跨党的中共党员沈雁冰、施存统、陈独秀、周恩来,国民党左派柳亚子等人,以及国民党上海左派组织、黄埔左派学生、中共广东区委、中共中央等都发挥过作用。     

在莫斯科的“红色摇篮”中(下)

3、政治舞台你上我下一直“好戏”不断 王明出头“左”派得势搅得内外不安 我国过去旧戏园子里有一副对联日: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个小天地,也是从联共到中共的党内斗争大舞台之一。这个舞台与党内外的各种政治舞台一样,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你上我下,此起彼落,从不止     

梅光迪与《学衡》杂志

长期以来,《学衡》杂志被认为是“国粹派杂志”、“复古派杂志”,在南京文化史上,在南京大学校史上,成为很不光彩的一页。对《学衡》杂志及其主要创办人、主要作者的研究,在大陆是极少的,海外也不多。海外学者对“学衡派”的研究著作中份量最重的当是1974年台北中外文学月刊社与台湾大学外文系联合出版的,侯健撰写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及1984年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沈松侨撰写的《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沈著书稿原系沈松侨在台大的硕士论文,因受到师长的赞尝,被列为台大文史丛刊第68种,公开出版。     

来信摘登

贵刊2003年第1期刊出拙作《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十分感谢。我将此文寄给王定同志的老伴叶葵仙同志,她阅后十分激动!她的儿子从挪威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将全文刻成碑,立在他父亲的坟侧,作为永久之纪念!叶同志再三叮嘱我,对你刊表示谢意!她并提请贵刊更正文中的误植3处;1、26页左栏第3行第5个字应为“两”,即“两江师范”。2、26页左栏第9行最末一个字,应为“县”,即“副县长”,而非“副师长”。3、26页右栏第3行第2个字“榔”应为“柳”,即“柳江县”,广西没有“榔江县”。这是我原稿将“柳”写成另一种笔法“”所致。另外,27页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