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臂钢琴家

不久后的一天,他弹琴弹得很晌,父亲喊了起来,“尼克,关掉你的立体声音响。”他回答。“我没开音响。是我在弹琴。”那一刻。全家陷入寂静     

父亲彭泽民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我的父亲彭泽民一生尊敬孙中山先生为革命良师、领路人。他不畏强权,不畏艰难险阻,忠实遵行三大政策。面对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明争暗斗,争权夺利,背叛孙总理的三大政策,父亲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     

我被四次下放农村

1957年的一天早上,父亲拿着“攻击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去上班。晚上回到家中,他抱着我痛哭道：“我被划为右派了。”尚未年满15周岁的我,正好初中毕业。     

我的父亲母亲

正我叫王烈遗,我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我是烈士的遗孤。我的父亲王学尧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在哈尔滨、在三棵树、在密山,到处都留下了他的革命足迹。1936年,他被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宁死不屈,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被日本鬼子枪杀,壮烈牺牲。他是党中央、国务院2015年批准公布的600名抗日英烈之一。     

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政治家

<正>他结束了我的苦难我今年85岁。1930年我出生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7岁。父亲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我是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的一代人。时代环境和家庭影响,使我从小就接受左翼文化和进步思潮的熏陶,12岁我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演剧活动。意想不到的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风暴,改变了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命运。因为我当时和胡风赏识的作家路翎同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很敬重他,路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公安部逮捕,我和几个朋友立即被指控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配合胡风集团向党进攻。我们被当作"肃反"对象隔离审查。路翎是     

我的父亲——“好书生”齐燕铭

父亲是我最崇敬佩服的人,我一生从他那里受益最多,他使我充满了优越感,家庭的温馨民主气氛熏陶着我,铸就了我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父亲使我一生都没有畏畏缩缩地生活过,就是他被批判和打倒的十年,我也受益匪浅,尝到了人生的全部滋味,因此加快了我的成长和成熟。父亲去世已25年,我仍常常梦到他,一些生活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母亲去年去世后,在清理父母的物品时,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自传和工作笔记、“文革”中被监禁时的日记、读书笔记和交待材料(专案组退还的)等。得以对父亲的家世、革命经历、“文革”中所受的罪和他的思想情感有一个全面的…     

怀念马洪

正《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所载《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勾起我对往事的几段记忆。马洪是我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委时期的直接领导,一起共事直到我被划为右派离开经委。(一)初识马洪我认识马洪并在他手下工作,差不多是60年前的事了。1952年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暑假即将结束,我被教研室主任找去,他郑重地告诉我:     

家国往事 依稀似梦——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先生诞辰140周年述

正祖父黄兴的名字第一次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是小学高年级时。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表格,里面有"家庭成分"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父亲也不清楚,想了想说:"你就填革命家庭吧,你祖父黄兴领导了辛亥革命。"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什么辛亥革命,但记住了祖父的名字,也仅仅是名字。谨言慎行的父亲之前从没提起过祖父,也不跟我们说家族往事。不过,每年十月三十一日祖父忌日,父亲都在厅堂祖父肖像下供两盆菊花,全家人     

听我父亲苏静谈北平和谈

在纪念北京和平解放50周年的日子里,我更多地想念父亲。父亲苏静当年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进城,与傅作义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被授权在协议上签了字。父亲于1997年11月病逝,现在回忆起父亲当年为北京和平解放所做的贡献,联想他生前做的许多事情,更加敬爱他,怀念他。从我记事起,就觉得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对自己过去的革命经历很少提起。每当我听到一些老革命、老红军作报告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总是既崇敬又羡慕。我经常想,父亲也是老红军,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什么他就没有什么革命…     

就这样,我爱上了梁思成

1953年我调到清华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 小组绘图。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的前夫程应铨被划为右派,我不得 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最后我决定离开他。尽管如 此,我的工作还是受到影响,我被调离系秘书的岗位,去从事资料 工作。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 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 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     

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

正束星北的家人父亲束星北和母亲葛楚华先后生了七个孩子,依次是儿子束越新、女儿束沪新、儿子束孝新、束庆星、束义新、束润新,最后是我。自从1931年父亲回国结婚,母亲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父亲的身旁,在父亲最艰难困苦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撑。我母亲慈悲为怀,厚道、大度。无论别人说父亲什么右派啊、反革命啊,     

李先念: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我的父亲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现在的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为了谋生,他曾学过木匠。因为经常走街串巷,他广泛接触社会,也成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无产者。     

怀念我的老红军父亲

我的父亲宋云鹤出生在四川旺仓县山区的一个乡村。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父亲的许多长辈在苏维埃政府里工作和任职。由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父亲在十一二岁时就组织起一群孩子成立儿童团,并担任儿童团长。父亲于1933年正式参加了红军,那时他年仅12岁。我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红军,父亲说,当时有偶然和必然。     

我的父亲闫世忠

<正>父亲闫世忠，祖籍山东，1911年12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父亲正式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转战南北，最后落户江苏，可以说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我小时候，曾听父亲说起过他参加革命的一些片段，也没往心里去，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如今，阴阳相隔，有些事想问问清楚，已经不可能了。记得他讲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人。我父亲也被抓去了，刑讯逼供好多天，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很多折磨。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1957年北师大由陈垣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个降级使用,继续当我的副教授,工资也降了级。说起我这个右派,还有些特殊之处。     

我最快乐的日子是五十年代

我的父亲罗瑞卿于20世纪初出生在四川南充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8年,年仅22岁的父亲冲破家庭的阻挠,毅然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乘船东下。当时,他的家庭虽然已经破落,但还有田亩,他的外祖父是个地主兼资本家,也有实业救国的理想,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这个大外孙的身上。父亲那一辈的许多领导人家境殷实,求个一官半职、养家糊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他们追求的是救国之道和强国之梦,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饥饿的学生时代

最近我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吴传斗同志的《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这篇文章后,当晚曾辗转难眠,思绪万千,许许多多学生时代被饿得死去活来的情景一幕幕地涌现到我的面前。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作为那     

我的父亲王定仪

偶然看了张明权和谢崇禄老先生发在《文史天地》2003年10期上的《爱国军人王定仪》这篇文章,勾起了我童年时代对父亲的松散记忆。父亲是1965年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我初中毕业考试完毕,从学校轻松出来,走完15分钟路程,远远看见我家屋顶安装的无线电收音机的天线断了,心中一愣,到家即惊悉父亲去世。父亲在1962年患脑溢血瘫痪在床,几年来乐观面对。我从没听见过他喊痛叫苦,在他     

不堪回首的一条尼龙裤

1971年冬的一个阴雨天，家住湖南攸县猫狸湾的赵二婶找着我说：“我娘家那边有个妹子，模样周正，只是左腿短了点，过几天我同你去看看。”那就是残疾人哕，我听着心里老大不舒服。赵二婶见我陡然变脸，便斥责道：“你咋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哩。人家贫农成分，根红苗正，胳膊腿若和你一样，咋会要你这右派崽呢。”赵二婶的话虽难听，却很实在，自父亲被打成右派兼反革命后，人们都怕惹上政治嫌疑，唯恐和我避之不及，以致我27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待我脸上云开雾散，赵二婶便吩咐我做一些准备：剃个头，洗洗澡，穿戴整齐些。     

回忆我的父亲高庄教授

我的父亲高庄教授于 １９８６年４月 １２日去 世,走完了他８１年的坎坷人生。他青年时期投身革命,解放初期参加了国徽的塑造。此后他因敢于直言而身陷困境,被劳改３０余年。他那平凡而又传奇的经历,成了流淌在我心中一首难忘的歌。 父亲带我投奔解放区 １９４６年秋,父亲应徐悲鸿先生之邀,赴北平国立艺专执教。那时我才６岁,母亲早在生我的时候去世,我是在江西保育院中度过了幼儿时期。父亲路经江西把我领回,从此,我们俩开始了共同的生活。１９４７年５月末,北平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进步师生举行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