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1976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追记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成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长期在政协学委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主要负责同大家联系,作学习记录,以及整理简报等工作,因此,同这些非中共的知名人士,接触密切且时间较长。他们的言谈举止,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记述下来,无疑是那段不寻常历史史料的一个侧面。     

我所知道的与众不同的黄维将军

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我曾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担任过近20年小组秘书,专门负责作记录、写简报、念文件(包括读报刊大文章)等工作。而在40余名学习组成员(涵盖科技、教育、文化及民族、宗教、旧军政人员、无党派知名人士等各个界别)中,有近1/3是“特赦战犯”,其中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排在这部分学习组成员的前三位。     

回顾过去 珍惜今天——纪念贵阳市政协成立五十周年

今年是贵阳市政协成立50周年。5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却占去了大半辈子的光阴。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市政协50年的全过程,但却有过较长时期的工作关系和交往。从1980年召开第五届市政协起,我连续三届(五、六、七届)任市政协副主席,退下来后还参加市政协的一些会议与活动。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成立了几个学习组,成员是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约四、五十人,他们大都是在单位有行政职务。各周学习一个半天,地点在政协机关会议室…     

高压下的黑色幽默

80年代初的北京,是我在中国的最初记忆。那时北京睡得很早,没有夜生活,我们留学生囊中羞涩,就一直在宿舍消磨着时间。当时在中国的同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在深夜看到有留学生宿舍亮着灯,要么是非洲学生喝酒听音     

学习范老的大公无私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学习范老的大公无私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何兹全解放前没有机会看到范老，那时知道的范老是一位国学家。５０年代史学界同志开会，才得认识范老。印象一次次深，觉得范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完全是一位学者风度。我和范老个人间的接触不多。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不会交际，...     

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毛主席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工作,在中南海上班。解放初,社会上游泳池不多,我们党委机关的干部也不去那里。中南海有一个游泳池,在中南海上班的人很多,不可能都去,记得那时发游泳证,凭证轮流去。我们宣传处有一张也可能是两张游泳证。我游得不好,却很想去。当时我初到北京,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听说毛主席常去游泳,很可能会见到毛主席,因此,更想去。夏日炎炎,谁不想去?处里同志照顾我,有一天把游泳证给了我,我很高兴。     

甲子回眸:青年学人成长的摇篮——《史学月刊》与我的历史学习和研究

《史学月刊》走过了一甲子岁月,甲子回眸,感怀良多。我与《史学月刊》结缘三十年,既是一名忠实的读者,也是一位颇受她关注的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在大学历史系学习。那时可供阅读的历史学专业刊物并不多,《史学月刊》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一份专业杂志,借用当下的时尚话语,我称得上是她的粉丝。那时,《新史学通讯》解答了我们历史学习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史     

知情者谈饶漱石

艰难的采访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定采访和搜集有关饶漱石的资料。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高教部“反右”斗争亲历记

1957年5月初,我当时所在的中央高教部机关同北京各单位一样,经过领导层层动员,支部纷纷保证,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整风运动,并很快由学习文件进入了展开批评和辩论的阶段。那时我是高教部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并担任秘书室、参事室、图书馆整风小组组长。提意见一开始     

回想当年的农业劳模大会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国家、省、县都常召开农业劳模大会(县里几乎年年召开)。我工作的所在地潜山县,出席全国劳模大会的一人,是槎水乡林建高级农业社社长余思明。1957年2月,他参加全国农业劳模代表大会后,把他与其他全国劳模一起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时拍的合影照片,装在玻璃镜框内,挂在办公室墙上。出席华东地区劳模大会的一人,是黄泥公社工农大队新闸生产队队长张桂松。先后出席过省农业劳模大会的有:余井乡柴阁高级农业社社长江尚学,罗汉乡中心高级农业社社长万民生,黄泥公社工农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应谱(余思明同时也…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记胡蝶

认识胡蝶是八年前的事注,那时我刚从国内来到这块新大陆;虽然这个城市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但较诸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来说,她还是年轻的。温哥华有来自各国的移民,也有人说,这里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这句话不无几分道理,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了心仪已久的三十年代影后——胡蝶。那时我在一个专为华侨、华人服务的社区机构工作,工作的一个部分是负责妇女组的英文学习。有一天,英语教师请假,我去代课,一个班十来二十个人,年龄从二十来岁到六、七十岁,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妇女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学些基本的英语,以作为生活在这个英语…     

我在东北的秘书生涯

给高岗当秘书在延安时,我同高岗没有直接接触过。1940年至1941年上半年,我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工作,主管中央青委的是陈云。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一次,学习唯物史观,教员是艾思奇,我们中央青委几个人(我、冯文彬、李昌、胡乔木,后来有蒋南翔、黄华等)都去听讲。高岗当时是边区党委书记,也参加学习,总是坐在边角上,从不作声。那时,     

不得不见的陆小曼

我认识陆小曼，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平暂住，胡适之（胡适，字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北平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哦？有那么重要？我倒要见一见!”     

一千零一日 高压下的黑色幽默

80年代初的北京,是我在中国的最初记忆。那时北京睡得很早,没有夜生活,我们留学生囊中羞涩,就一赢在宿舍消磨着时间。     

王光英、王光美回忆刘少奇片段

正与王光美的相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准备收集有关刘少奇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史料,计划编辑出版一本《刘少奇在天津》的史料集,当时决定由我负责。我通过曾在天津工作过的王光英联系到了王光美的秘书王小苏。不久便很顺利地和王光美见面了。王光美听说我是天津人,很高兴,可能因为她母亲也是天津人吧,多少有天津老乡的一种情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见面后我告诉她,     

一次特殊的全国人代会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事前没有公布会议召开的消息,会议的各项活动也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在会后各新闻单位才予公布。这是前所未有的。 秘密入京 作为大会的代表,我预先接到了将要出席大会的通知,但何时出发却不知道,通知我的人只强调要严守秘密,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告知。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8年多,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虽然国务院日常工作已由邓小平同志     

一位关中农民刮起的书坛“旋风”

20世纪的70年代初，我受上级指派到位于古城北郊的第一机砖厂参与筹办一个展览。一天，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对我说，厂里有个出窑的民工想拜我为师，问我愿不愿见他。我那时也不过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有啥谱儿可摆？当天下午，一位和我年龄相当的汉子便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来人显然是刚从工作现场下来，满面尘灰烟火色，下穿一条短裤，上着一件只扣了一个扣儿还错了位的粗布衫，露出挂满汗珠的胸腔。小伙个头不高却膀阔腰圆，大头大脸，两腮是络腮胡刮过留下的青茬。这形象活脱脱一个关中莽汉，但浓眉下那双大眼却毫无剽悍之气，反露出几…     

叶维廉 台湾文坛甜甜的、浅浅的

我心底有种很严肃、认真的想法,就是担心我们中国文化的演变里面,会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感受,可能慢慢淡泊以至消失北岛曾说:"我头回听说帕斯是80年代初,那时,圈子里正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     

赵朴初在特殊岁月里

6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跨进了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在工作组(即今日之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而我初识赵朴初,则是在政协宗教组的一次座谈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