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问题的提出“文革”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9月中央党校复校开课时．我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党校校长和第一副校长暂由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人兼任,但主持全部日常工作的为副校长胡耀邦。课程安排,第一是哲学课程。课程结束时我作专题报告,时值1977年9月底。这是我第一次登上中央党校讲台。我的报告着重讲“两条战线斗争”问题,即既反对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批判“两个凡是”到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着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的日益深入,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彻底查清和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希望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等同志尽快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把党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邓小平是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导。大讨论开始后,他坚决支持讨论的开展,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条件。全会后,他领导全党全国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进行思想路线教育,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推动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杨西光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击中了“左”倾错误思想的要害。激起强烈反响。当年刚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兼顾问的杨西光,是推出这篇文章的主要筹划人之一,可谓功不可没。这是广为人知的。     

我所知道的罗伯昭先生

1976年的春节,是我至今难忘的一个春节。当时,我国各地笼罩着“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中,这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我家的亲友们为了避免惹出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麻烦来,采取了互不拜年走动的约定,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父亲(马定祥)在节日期间恪守了这条“规则”,一直待在家中,以求平安无事。     

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1963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持续4年之久。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到运动后期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事实上,这个运动只是“文革”浩劫的前奏。     

胡乔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态度

胡乔木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后持有相反的态度。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理论动态》第６０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转发。之后,有一种说法：当胡耀邦同志在受到来自坚持“两个凡是”的党中央负责人的巨大压力之际,６月２０日,胡乔木同志曾到耀邦家对他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汪东兴已在讲你代表哪个中央了,所以,应立即停止争论。胡耀邦同…     

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

为甘肃省委原第一和第二书记请命，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事情发生在27年前。那时，阴霾密布的中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现出了一缕曙光，我们新华社因之处境改善，于1975年4月中旬，在中办招待所召开了多年未曾开过的国内工作会议。     

并非笑话和假话的荒诞事

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等一伙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和“高举”、“无限忠于”的幌子,将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至,一些政治工作的内容泛滥到日常生活,使人啼笑皆非。     

魂断燕山巨星落——邓拓最后的岁月

1966年北京的暮春，本该是最美好的春潮花期。而这年不同于往年，政治阴霾密布，硝烟弥漫，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在那“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时刻，真叫人透不过气来。     

回忆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一1964年9月开学不久,我们山西师院中文系二年级的100多名师生,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参加了由晋南地委组织的农村“社教”工作队,在洪洞县搞了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我们参加的这批“四清”工作队,进村前先后进行了长达5     

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经过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上,但约作者胡福明撰写文章则是在1977年的8月,距离“两个凡是”公开发表的1977年2月7日,仅仅六个月的时间。     

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

3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章士钊冒险上书谏“文革”

章士钊虽然没有谏停“文革”,然其上书的拳拳之心,展示了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高尚人格。[编者按]     

我所知道的江青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胡风冤案在武汉始末

1955年春夏之交,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陆。江城武汉,同京、津、沪一道,顷刻间卷入了那场风暴的中心。历史的经验应该记取。胡风冤案在武汉的是是非非,来龙去脉,现在已到了可以细细评说的时候了。     

我所经历的“大跃进”运动

1958年是“大跃进”最轰轰烈烈的一年。首都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兴建了十大建筑。打头炮的是十三陵水库。上自国家主席,下至一般百姓,凡能有幸参加劳动的,莫不你追我赶。我当年30多岁,年富力强,是高教部派去水库劳动的第三批突击队员,常年坐办公室的我,经过几天的艰苦磨练,居然能挑起百斤沙子,行走如飞。工地上竞赛高潮迭起,即使再缺乏热情的人,到此场合也不免会激动起来。紧张的强劳动之后,吃起饭来分外香。有一天工地     

想到康生的作恶

“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个巨奸大憝揭批不够,就是万人侧目的康生。康生作恶多端,死后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罪有应得。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能够混迹革命队伍多年,官越当越大,最后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8月1日,在建军节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的名字还位列周恩来、朱德名字之后,被称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老一辈革命家?直到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才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三）

艰苦磨炼从1968年初到这年年底,我们往返于合肥与祁门县之间的次数较多,得到各方面的消息也很多,从广播报纸和街头的大字报栏、散发的红卫兵小报中更是了解到全国各地“文革”动乱的社会状况,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山下乡方面的信息。我们以“先驱者”、“过来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着那一场上山下乡大潮的到来。这一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显出来:1966、1967、1968三年(后习称“老三届”)总共约1000万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出路何在?今天回顾起来,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