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五华山出土明代官印之研究

读《文物》1999年第7期刊载的萧明华先生《云南昆明五华山出土明代官印》(以下简称萧文),觉得对这批官印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特撰此文,以共商讨。 1.太平府印萧文说:“其辖地约相当于今天安徽当涂、繁昌、芜湖等县地。……此官印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造,其印造好后,没有发出,而带至云南昆明五华山。其原因推之有二:一可能是为补发而造,二可能是太平府知府为遥领。”按此印当铸于北京,万历为明代全盛时期,此印铸成后即已发出     

“永昌大元帅印”考

2016年,江口沉银遗址文物盗挖案件破获后追缴回一件"永昌大元帅印"。该印的虎钮及尺寸与明代和南明将军印类似,同时采用了明代官印的九叠篆文,当为明代至南明时期所制。金印多见于明末农民起义政权中,但"元帅"为起义军最高领导者才能有的称号。明末农民军领袖能和江口沉银遗址产生联系的只有张献忠一人,该印制作于1643年,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献忠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安徽出土“龙凤”款官印的初步研究

建国以来,"龙凤"款官印在全国多地陆续发现,为我们研究元末韩宋政权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安徽作为韩宋政权兴起之地,近年来亦不时有类似官印的发现。将安徽出土的"龙凤"款官印进行梳理,结合全国的出土情况加以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韩宋政权的机构建制和官印的形制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平东将军之印”考

１９７９年５月广西玉林市出土一方南明永历时期铜官印“平东将军之印”,对于这方印章的主人,众说纷纭。笔者考证后,认为该官印应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部下大西军首领孙可望本人之印信。其理由如次：一是孙可望早在张献忠部下时已受封为平东将军。二是张献忠在四...     

近年呼伦贝尔发现的历代官印

1980年以来,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先后在盟内的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及盟公安处征集到金代官印1颗、元代官印3颗、清代官印16颗、民国官印6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收藏1颗明代官印,共计27颗。现将这批官印介绍如下。一、金、元、明代官印(一)金代“都统之印”。此印是新巴尔虎左旗新宝力格东苏木敖伦诺尔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布恩金于1973年在嘎查西南4.5公里的好里堡南岸100米附近的草原上发现的。“都统之印”(图一,3)为铜铸,印面方形,印纽长方形,边长6.2厘米。印面铸阳文汉字九叠篆书“都统之印”,铸造十分粗糙。背面无刻款。这颗“都统之印”与黑龙江省博物馆原藏的金代贞佑五年(1217年)正月行六部造的     

澧县博物馆收藏的几枚铜印考

湖南省澧县出土和发现的古代印章多收藏于澧县博物馆。其质地有铜、铁、玉、石、木等,其性质有官印、私印、艺印等。现将四枚较有价值的铜质官印介绍如下,并略加考证。     

平泉县博物馆藏两方金代官印

平泉县博物馆藏两方金代官印１９７５年５月,在河北省平泉县南五十家子乡会州城村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会州城遗址,出土了两方金代官印,保存皆完整。经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藏于平泉县博物馆。１、惠州之印,黄铜质,正方形,边长８．７、厚...     

山东茌平出土金代官印

1988年春,山东省茌平县韩集乡出土一方金代官印。现藏县图书馆。此印铜质。印面呈正方形,边长7、印厚1.5厘米。矩形纽,纽高4厘米。印文为阳文     

东夏年号的研究

东夏国是金末元初蒲鲜万奴“据辽东”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封建割据政权。过去中外学者研究蒲鲜万奴政权的论著,多引用民国十三年版《宁安县志》中的记述,1919年在该县“古城后”曾出土一颗有“天泰十八年”款识的官印,认为该印属东夏遗物。而且,或以此印证明东夏存国“十八年”;或由此印断     

关于辽宁省本溪市出土的金总领提控所印——从出土官印看金末东北的混乱

1986年6月辽宁省本溪市出土一方金代总领提控所印。在本文,笔者对此印提出一些看法,并试考察一下几个焦点问题。罗福颐对现存的官印有三点看法：第一,多数军官印是阵亡将士们生前佩带的;第二,是作为随葬品放在墓内的;第三,一王朝末期混乱期间(亡国乱离时)散失的。本文考察的金代官印,其特征与汉、魏有别,郡不是墓葬出土的,特别是金末元初的官印,虽很难说所有的官印都用过,但金朝是模仿宋朝的典章制度,仍可从已使用的官印中了解印、牌的使用方法。     

未经启用的台湾总兵关防与晚清台湾建省之波澜

1980年北京出土的"镇守福建台湾等处总兵官之关防",是一颗由清代礼部铸造成型的正式官印。虽然未能付之实用,却正好成为反映晚清台湾建省曲折过程的珍贵实物,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清代中央政权逐步加强台湾地区管辖的历史进程。     

金代的“利涉县印”和利涉县

金代“利涉县印”1970年5月发现于吉林省扶余县新城局公社双龙泉大队。印背有不规则的阴刻楷书小字,右侧是“正隆二年正月”,左侧为“内少府监造”。金代官印发现较多,但有明确纪年和出土地点的县级官印并不多见。金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中都(今北京市),正隆元年5月“颁行正隆官制矿”。“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造焉”。因此可以断定,这方官印是海陵迁都中都、颁行正隆官制后,由礼部统一铸造的正规官印。1983年,在距“利涉县印”出土地点不远的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公社梨树园子古城址内,也发现了三方金代铜官     

云南大理发现一批明代官印

近年,云南大理洱海水位下降,西海岸龙凤村一带露出大片沙滩,当地农民在建渔塘、捞海草时,经常发现明代卫所官印。发现官印的区域长达600余米。到目前为止,大理市文管所已收集到官印二十八方,详见附表。官印均为黄铜铸造,有方印、条印二种。方形的为卫所官印,边长7、厚1.2厘米,扁直柄,柄高7厘米;条形的为地方官     

浙江嘉善出土一方南明官印

1987年冬季,浙江省嘉善县凤桐乡桥港村一农民在屋前平整菜地时,发现一枚南明铜官印,后交嘉善县博物馆收藏。此印印面呈长方形,杙纽。印面长10.8、宽6.5、印厚0.9、带纽通高10.2厘米。印而刻阳文九叠篆书"总理两淮盐法兼督江防军务关防"14字(图一)。印体一侧阴刻楷书     

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发现一批金代官印

1996年元月西安市钟鼓楼广场扩建挖掘地基时,在一个废弃的井内发现一批金代铜质官印与铜版残片,经过整理,金代铜质官印共279方,铜版9块,均残。我们将所有铜印按其官职、类别、大小与用途进行分类研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晚期的政治与社会面貌,为研究金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金朝一代的官印在使用与制造上前后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缘故。官印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变化表现于形制、内容及颁造机构。而西安钟鼓楼广场出土的金代官印均为铜质,据金史文献资料可知,金代的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金代官印依据官职的高低…     

华县馆藏元代官印考

1981年7月，华县华州乡城内行政村农民，在华县县政府东北角老城附近，取土时发现一枚元代官印，现藏华县文管会，经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关于明代勘合形制的再探讨

勘合是明清时期证明使节身份的一种官方文书。成化六年(1470)发行的工部班匠勘合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明代勘合,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兵部驿递勘合上除了发行时填写的内容之外,还有多种官印和戳记。前者呈正方形,后者的主体部分由长方形及其上方的梯形组成。从保留在勘合上的各种官印和戳记,我们可以了解勘合的发行和使用的流程。这些勘合文书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根据实物研究明代的勘合制度。     

金代招抚副使之印相关问题考释

目前,已发现的金代“招抚副使之印”至少有八方,经对比分析可知,其印文篆刻明显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原因当是由于金末各地行省颁造官印规制标准的不统一所致。将这些官印实物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对金末招抚司的设置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一研究案例对金代官印中某些同职官印或同类型印的集中比较研究有所促进。     

新见李自成时期两方官印及其相关问题

最近在陕西发现的李自成政权官印中,"汲县之契"为最早铸印,"鲁山县信"为最晚铸印,此二印俱与河南有关,可全面代表李自成政权颁铸官印的自名特点、尺寸规制、款识流变等。这两方原属河南的李自成政权官印遗落在陕西,与李自成由北京退回陕西后,局势的迅疾糜烂密不可分,折射了李自成起义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     

明代御窑瓷器 景德镇出土与故宫院藏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

<正>2017年9月29日,由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明代御窑瓷器对比系列展之三——"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展厅隆重开幕。此展览系双方合作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成功举办"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对比展"、"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