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与張旭光同志商榷

关于唐代的租庸調問題,几年前我国史学界曾进行过一次討論,不过当时主要的还是探討租庸調和均田制的关系,对于租庸調的实际数量,除了岑仲勉,韓国磐兩先生的論文里有过附帶性的論述外,正面触及本題并提出来討論的,还是張旭光先生在1958年第二期“史学月刊”所發表的“与尚鉞同志商榷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一文。張先生能把这問題提出,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并引証很多論据,提供一些宝貴的意見,这是值得我們学習的。这里,我想就張先生的几个論点,提出我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来进行討論,并就教于史界同人。     

与尚钺同志商榷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

关于唐代利用租庸調向人民進行剝削这是人所共同知的事实,但是租庸調的数量究竟多少,这还是个疑問。由于旧史書中对于租庸調的数量記載的不一致,因此現在史学家对于租庸調数量的認識也不同。尚鉞同志在其所著“中國歷史綱要”第一三五頁曾这样说:     

关于西安市出土唐天宝間銀鋌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发表了李问渠先生"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一文(下称李文),报导了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天宝间银铤和银盘的情况。"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载有唐长孺先生"跋西安出土唐代银铤"一文(下称唐文)作了进一步考证。本文对于李文、唐加以补充,疏误之处,当所难免,願請李、唐两先生及讀者指正。一、银铤的埋藏所在及埋藏时間据"唐六典","讀州庸調及折租等物,应途京者,并貯左藏。其杂送物并貯有藏。"在唐代,左藏由左藏令掌管,右藏由右藏署令掌管。左藏、右藏所     

新唐書食貨志关于役之記載

关于新唐书食货志对于租庸調之記載,邓广銘先生曾指出新唐书食货志租与户調之記载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来研究一下役的問題。冊府元龟,旧唐书、資治通鑑的記載是“岁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调俱免,通正役不得过五十日。”新唐书食貨志、资治通鑑卷一八七注中、文献通考卷二的記載是“岁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唐六典、唐会要是“旬有五日免調”。資治通鑑卷一九○注中是“岁二十日,閏加三日”。与同書卷一八七注中所記不     

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吗?--与齐东方先生商榷

何家村窖藏宝藏发现已经30多年了。关于宝藏埋藏的年代,有不同说法。最近,齐东方先生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发表了《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一文(以下简称为《齐文》),文中认为何家村窖藏与租庸使刘震有关。文章在排除了何家村遗宝所在“兴化坊”的其他住户后,认为只有租庸使刘震的住宅与何家     

浙江古建筑調查記略

1960年2月我应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会之邀,作了第二次古建筑調查。同行的有該会朱家济委員及路秉杰等同志协同測繪,使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調查工作。我們这次出发,經海宁、海盐、杭州、金华、东阳、义烏及临安等县市。除1954年作全省初步勘查时所見,已經报导外(浙江文管会油印本,1954年8月;黄涌泉同志《浙江省的紀念性建筑調查概况》,本刊1956年4期),再就这次所見古建筑擇其有价值的介紹于下,并提出个人初步的一些看法,尚希讀者予以指正。輕幢浙江經幢从目前調查所知,杭州龙兴寺唐开成二年(837年)幢为最早。以形制而論,以余姚慈城普济寺唐开成四年(839年)幢身为最大,书法亦精,奚虚己所书。就高度言,当推杭州梵天寺宋乾德三年(965年)幢与临安海会寺吳越宝大元年(924年)幢最高;梵天寺幢高15.67米,海会寺幢高12.10米(图一、二)。按梵天寺为吳越巨     

新見歐陽脩書簡釋詞一則

《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1期《新見九十六篇歐陽脩散佚書簡輯存稿》,刊佈了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歐陽文忠公集》中新發現的九十六篇書簡,這批書簡中土久佚,彌足珍貴。古人書札時含口語,今人讀之,頗不易懂。如第59篇《答張仲通》:"某自夏秋老兒不安,調理方似平愈。偶一小嬰沉劇,因此驚憂,又却發動,方營理未暇他事。"第60篇:"老兒久病經年,近又一小兒在     

長沙楊家灣M006號墓清理簡報

長沙市北郊楊家灣,位於五家嶺之西,李家湖之東南,靠近北長路通過衡陽鐵路的道口。據當地羣衆說:「該地解放前土坡很高,原來是义塚,解放後在這里開荒生產,設窑燒磚,後來又大量的平土方,現在的地面比過去要低一丈多。」本年七月间,該地進行土方工程時,文物清理工作隊曾去調查過三次,在第一、二次調查時,除了見到中國科学院清理過的墓坑之外,还有幾個已被挖坏的唐、宋墓。到八月十一日進行第三次調查時,發现有幾个汉代墓葬,十四日     

一段伪造的孙中山对阎锡山的评语

1961年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一辑,载有《孙中山评阎锡山》(80年代再版本已删去).1982年12月出版的《文献》杂志第10辑,刊载了范若愚先生写的《孙中山先生<评阎锡山> 读后》.两文所谓的《评阎锡山》,是方仲纯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上发表的《辛亥塞北革命纪略》中的一段话:“吾行南北,见起义将领,无如阎之庸暗鄙塞者.连日细察之,非特庸鄙也,其人实诡随,居心不可测,曷足以语革命.方文对这段话给予肯定,我则认为是伪造的.且作如下分析:一、孙中山在太原匆匆三日,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评语     

高宗和武則天並稱“二聖”事補正

<正>《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2期刊出孟憲實先生的《論高宗、武則天並稱"二聖"事》一文,推定高宗、武則天時兩例使用"二聖"一詞均屬於宮中範圍,並以龍門石窟題記未見"二聖"爲旁證,認定史籍所載"二聖"乃是由宮中推至天下的擴大化之辭。就筆者所見,"二聖"一詞在高宗、武則天時尚有兩例。其一出自封道言《大唐故淮南大長公主墓誌銘并序》(載岳連建、柯卓英《唐淮南大長公主墓誌     

論我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题,是目前史学界正在討論而尚未獲得一致看法的悬案。在我国史学界中,首先对这个問題發表见解的,是侯外廬先生。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題”(見歷史研究創刊号)一文中說:“中國中古封建是以皇族地主的土地垄断制为主要內容,而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是比較缺乏的。”接着,他又在“論中國封建制的形式及其法典化”(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八期)一文中,認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占着主要的地位。他的这一論断,我認为是不符合中国封建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的。     

《玉谿詩箋舉例》補録

汪辟疆先生是當代的著名學者,本刊總第四輯(1963年出版)及總第十五輯(1980年出版)曾刊出其《玉谿詩箋舉例》與《讀常見齋小記》。今年是汪先生一百二十周年冥誕,本刊特發表其遺作《〈玉谿詩箋舉例〉補録》(金程宇整理),以志緬懷。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遗址调查报告

一、調查經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南京市第四區人民政府以電話報告文物管理委員會,說堂子街七十四號李家有太平天國壁畫。文管會當即以電話告知了羅爾綱先生,次日,羅先生即往調查。當時認識到此遺址的重要性,應妥為保存,回來後即報告文管會,但因正值進行偉大的‘三反’運動,此事遂延擱     

薛福成年谱

薛福成(1838-1894),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论家。其人其文,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桐城派和推进当前的改革开放,颇有助益,故编其年谱。谱内所列其文,皆见于清光绪戊戌年(1898)刻印的《庸庵先生七种》和光绪辛丑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的《庸庵全集》。     

对永元罐铭文的再认识

贵州省平坝马场六朝墓葬中出土的东汉永元罐及其铭文,从1980年以来,包括笔者在内已有李衍垣、陈恒安、章光恺、傅定淼等人发表文章进行研究,各抒己见,判释颇异。李、陈、章、傅等人结论皆大同小异。笔者认为诸君结论尚有商讨的余地。(李衍垣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11月22日《贵州日报》;陈恒安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1期;章光恺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4期;傅定淼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第1期;笔者前文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3期。)     

《全唐詩》所收殷堯藩《喜雨》證僞

<正>據陶敏先生考證,《全唐詩》所收殷堯藩詩,相當一部分詩來源可疑,當是書商作僞以牟利(見陶敏《〈全唐詩·殷堯藩集〉考辨》,《中華文史論叢》第四十七1)。其中於殷堯藩《喜雨》一詩,陶敏先生指出第四句"浙東飛雨過江來"係襲用蘇軾《有美堂暴雨》中的名句,疑爲僞作。其後陶敏先生《全唐詩人名彙考》指出《喜雨》詩第七句"千里稻花應秀色",用南宋曾幾《蘇秀道中自     

洪、趙、霍三縣文物勘察記

對文物古蹟進行普遍而深入的調查,是保護和研究祖國歷史文化遺產的首要工作。兩年來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和有關部門都在重視和展開調查,有了很多收穫。山西省文教廳在調查各地文物工作中,隨時隨地宣傳貫徹中央政策法令;能注意到組織地方力量保護;並及時在當地舉行座談會,報告工作情况,交流經驗,聽取羣衆意見。像這樣的在調查和保護文物古蹟與宣傳文物政策當中貫徹羣衆路線的工作方式,是值得參考的。玆將該省調查報告四篇刪節刊出。這幾篇報告,基本上是情况的記述,在搜集材料上有它一定的價值,但還不是在佔有材料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總結性的和科學的報告,而後者正是一切調查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一種要求。希望全國社會文化事業機關,能逐步的向這方面努力。     

讀“四年來華東區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發現”一文質疑

本刊一九五四年第八期發表了‘四年來華東區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發現’一文,張子祺先生指出了材料中的幾點錯誤和一些不同的意見,本刊已轉請原作者作了答覆。今將兩文一併發表。從這個問題上,我們希望能引起文物工作者的注意,一方面寫發掘報告時要嚴肅認真;一方面在作了發掘以後要及時寫出報告。     

保護古蹟文物工作與經濟建設聯系起来!——文物局鄭局长談話讀后感

報載文化部文物局鄭局的談話(見六月八日光明日報第一版)、號召各地區的機關、部隊、團體,和全體人民們普遍貫澈保護古蹟文物的政策,关於某一些地區的古蹟文物遭遇不幸的傳說,平常也間或有所风闻,但未曾料想如此嚴重。誠然,破壞古蹟文物,勿庸问多少,只要破壞了就是严重错误。     

豹房与明武宗——兼与盖杰民、叶祖孚先生商榷

《故官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刊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所研究员盖杰民先生(James Geiss)《明武宗与豹房》文章,1989年第2期又刊载了叶祖孚先生《西苑豹房也养豹》文章。豹房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明武宗。笔者对豹房问题也有一些看法,鉴于盖、叶两文有联系,故一并将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供盖杰民、叶祖孚先生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