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陈家祠建筑上的“蝙蝠文化”

正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状病毒(COVID-19)肆虐全国。经医学专家研究,认为与一种蝙蝠有关。因此,蝙蝠就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蝙蝠似兽非兽、似鸟非鸟。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它是代表中国"福"文化的唯一动物,是福气的最佳象征。纵观历史,蝙蝠纹饰的流行程度可与蝙蝠的广泛分布媲美。从南至北、从皇宫到民间,尤其是在明清之后,按照当时"纹饰必须寓意吉祥"的观念,蝙蝠图案大量的出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是古人的首选吉祥物,很多古瓷器、刺绣、     

吉祥寓意纹饰中的“福禄寿”

在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文物中，除极少数素面素身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有各种各样的纹饰图案。这些纹饰图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着，时代不同纹饰图案也各异。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纹饰内容和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既有继承和保留，又有发展和创新。史前，属于一种自然描摹的时代，纹饰图案简单朴实，自然奔放，主要表现在一些彩陶器物上所描摹的花纹。商周时期则崇拜鬼神，铜器上大量出现自免费龙、凤、雷纹。春秋战国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铜器和漆器上以鸟兽、攻战、狩猎作为纹饰的主体。汉代以石刻墓砖上的人物…     

立鸟形耳簋初探

立鸟形耳簋是一种以立体鸟形作簋耳装饰的簋形,鸟形耳造型灵活别致,加上这种簋的器体往往也铸造精良,刻画繁缛华丽的纹饰,使得簋整体极具美感。立鸟形耳簋是借鉴了商末周初的兽首鸟身形觥鋬的造型特点,在西周簋类器地位上升的背景下产生的。经过成康时期兽首鸟身形簋耳的进一步发展,至昭穆时期发展成熟。这种特殊的簋形,昭穆时期有12组(14件),夷历时期所见3件,说明昭穆时期是其繁盛期,在晚期有所复兴,但鸟耳形态上的生动性已减弱,体现了衰落的趋势。由于其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及明确的时代特点,对西周铜器断代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本文即以立鸟形耳簋为主题,尝试研究,以理清其发展线索,突显其时代特点,以为断代工作服务。另一方面,由于耳部造型极具动感,整体美学价值非凡,值得诸位关注。     

二里头遗址出土饰牌纹饰解读

本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饰牌纹饰进行解读,认为狐面纹饰牌,本于夏代对尾宿星座的观察与交会男女;熊面纹饰牌,源于黄帝、鲧、禹对北斗星座的星占;鳞体兽面纹饰牌,是龙兽合体纹饰。     

渤海瑞兽鸾鸟镜

一九八一年六月,宁安县文物管理所在渤海镇双庙子大队征集到一面铜镜。这是社员刘金山在渤海上京遗址内城外侧距地表半尺深的地方发现的。镜呈菱花形,直径8.5—10、边宽0.2、厚0.3厘米,重100克。圆钮,圆钮座,钮高0.5厘米。镜背不分区,中心纹饰由同向排列的双兽和双鸾组成,兽形似奔马,鸾鸟衔花枝,鸾兽之间配置行云,边缘饰蜂蝶、花卉等(见照片)。这种形制     

陕西出土收藏的早期金银器及鎏金鋈银器 (下)

19.透雕双兽纹金牌饰:长8.7、宽6.2厘米.重62.5克.战国,1987年甘肃长庆油田水电厂交,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长方形,上下边框内沿各有一排乳钉,内透雕一对兽,兽身上各立一瑞鸟,两兽间有狼头纹饰。左下角边框还用一长2.4、宽0.7厘米的金片铆补(图21)。20.透雕双驼纹金牌饰:长7.6、宽4厘米,重82.5克,战国一汉,1974年西安市北郊龙首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长方形凸起的方框内,两只口衔枝叶的骆驼相对立于阔叶树下。牌饰背面有两半圆钮(图22)。21.马形金饰件:长6、宽3.5厘米.分别重46克、38克,汉,1971年陕西省横     

一面奇特的宝相花画纹带神兽镜

湖北省鄂州市是我国古代四大铸镜中心之一,因在汉、三国时期盛产铜镜而闻名国内外,其中尤以各种神兽镜最具当地文化特色。我们热爱中国统传文化,更酷爱研究,尤其对汉、三国时期的铜镜更是情有独钟。最近在与当地收藏家协会的交往中,发现了一面酷似神兽镜的铜镜,该镜圆形、圆钮、圆钮座,栉齿纹凸棱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对称四兽间以四个立体宝相花纹饰,外区十个方枚一周,每枚四字铭,铭义模糊难以辨认,十个半圆枚一周,半圆枚的立面饰莲瓣纹,其外为栉齿纹一周。由五龙拖舟、羽人驾舟、仙人奇马、神人捧月以及鸟、兽等组成画纹带,素缘。直径14.3cm、厚0.6cm。此镜品     

安徽寿县出土两件铜方壶

1983年3月,寿县东津乡两农民在长沟东坡发现铜方壶两件。两器侧身横置,同向并列,口东底西,距地表深1米左右。两器均为方口,长颈,腹略圆,方座。颈上对称置两兽形衔环耳,其中一件残一耳。器颈、肩、腹、胫、座上均饰较细密的蟠螭纹等纹饰。两器尺寸相同,高至口64.5、口边长20.4、腹围104、腹深54.7、座边长24.3、兽耳长35厘米(图一、二)。此两件方壶与1955年蔡昭侯墓出土铜方壶的造型、纹饰相似,但作工粗糙,兽形耳上无兽面纹饰,环是挂在兽耳的前腿上。估     

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河姆渡文化蝶(鸟)形器、陶器上的纹饰与良渚玉冠形器、"神人兽面纹"纹饰的一些联系,从八十年代就为中外一些学者所注意.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早在1981年就曾注意到河姆渡蝶(鸟)形器与良渚文化玉冠形器的某种渊源.     

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

正青铜觥,是一种源于兕牛角制作的盛酒器,流行于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式微。器身常呈椭圆形或方形,周身饰以纹饰;有圈足、四足或三足;盖上常为兽首形状,流部用于倒酒,兽首与兽背一体构成觥盖;有些觥的腹内还置有勺。因其流行时间不长,与其他器物相比,出土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土的和见于著录的青铜觥不到百件。山东地区考古近来半个多世纪发现的东周时期贵族墓葬较多,而西周的贵族墓葬非常少。     

新疆赫色尔千佛洞的动物画

在我国古代美术中,乌兽动物的形象被艺术家们描写在作品中的很多,占的比重相当大。远在商周的铜器装饰上,秦汉的砖瓦、石刻、铜镜纹饰上,很多都雕饰着形态生动的鸟和兽。另外还有单独用为主题的狩猎图,这说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於现实生活中富有生命力的动物是很早就已发生了关怀和爱好。在南北朝开始盛行的佛教美术中,承继并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不论是雕刻或壁画,却描出了不少优美活泼的鸟兽形象,如敦煌北魏时代的佛故事画或天花图案,其中都能看到这类较为优秀的作品。而在新疆各地,尤其是拜城赫色尔     

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探秘 日本画纹带佛兽镜是吴镜吗（二）

据中日专家学者的发掘、研究和考证的结果,画纹带佛兽镜是出土、流行于日本3世纪中期到4世纪初,来自于中国的有佛像纹饰的铜镜,是＂舶载镜＂的一部分。日本现存有二大类不少于六面画纹带佛兽镜,中国至今尚未有一面画纹带佛兽镜的出土报道（图1）。     

郑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几面古代铜镜

铜镜不仅是人们生活中必备的用品,而且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这里仅从郑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古代铜镜中,选择几面典型铜镜介绍于下: 旋涡纹地变形兽纹镜小(?)式钮、素圆钮座。座周饰圆形素带,其外以旋涡纹为地作衬托,主纹为变形兽纹,以四分法对等分布四区。此纹饰明显是从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而来。素宽边折缘。质地较薄,纹饰为突线技法,布局协调,线条有力。直径13.5厘米(图一)。此种镜是战国时期典型的作品之一。     

试析巴蜀青铜器上的鸟、鱼、龟、虫(蚕)纹饰

关于蜀的历史,在现存的史籍中已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还能见到的不过是零星的传说和孑遗,且多附有神化色彩。巴蜀青铜器上的某些纹饰是否与蜀的历史有关?能否吻合?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须对当时人们亲手制作的青铜器纹饰重视,因为这些纹饰都是那个时代的痕迹,比历史传说和后人的记述更加确切可靠。 有鸟形纹饰的巴蜀青铜器出土数量较多,单就兵器来说,据刘瑛时《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中统计,鸟纹约有七种。若将巴蜀青铜器上的鸟形纹饰大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凤鸟纹。如1977年在成都市郊凤     

常德地区收集的孙吴和唐代铜镜

近年来,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收集到两件孙吴镜和四件唐镜,现报道于后。两件吴镜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和铭文略有差别。均为半圆形纽、圆纽座。大的一件直径14.5厘米。镜背中区主体纹饰为对称的四个神像和兽纹,每个兽纹下有一环状乳。主体花纹外十二个半圆枚和十二个方枚相间排列。铭文十二字分别铸在方枚内,阳文,句为:"吾作明竟,幽湅三商,□□     

吴太平元年神兽镜

1976年,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广安门外熔炼厂拣选到"太平元年"纪年铜镜一枚。镜圆形,直径12.2、厚0.4厘米。扁圆纽,纽径3.5厘米。纹饰可分三圈。内圈交错布列四神四兽。四神二正面、二侧面,两两对应,肩上均生双羽翼。四兽身体屈曲。     

虎虎生威 虎年说虎——太原市博物馆藏“虎”鉴赏

虎属大型猫科动物,《说文解字》中称:"虎,山兽之君也。"早在200万年前,被称为"中华祖虎"的现代虎祖先,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虎文化也应用而生。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虎纹饰,多见于鼎、尊、钺、戈、卣等器物之上。战国至秦汉出现专门调兵遣将的铜虎符,形为两半,上有铭文,一半中央掌握,一半给予地方,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方能生效。宋代将显出虎纹斑的瓷碗称为虎斑,是茶盏的代名词。     

文物中的东夷文化符号——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鸟形纹饰欣赏

《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山东地区即是古代东夷族的聚集地。根据文献记载,东夷族是一个崇拜鸟的民族。所以,历史上又称这一带的古代居民为鸟夷。正如《大戴礼记·五帝德》曰:"东方鸟夷民。"而在现实的考古发现中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中都发现了以鸟为题材的文物标本,鸟的形象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和金银器中的出现频率极高,这些鸟的形象丰富多变,生动鲜活:既有立体圆雕的鸟,也有雕刻在器物上的鸟形纹饰,还有外形为鸟的盛器或容器。不仅有现实存在的鸟,还有神话传说中虚幻出来的神鸟,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先民对鸟的高度崇拜。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20余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带有鸟形纹饰或鸟形器物的文物标本,为研究东夷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信息。这些标本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沔阳出土的唐代铜镜

沔阳在唐王朝统治时期,是复州治所。当时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因此,唐代遗物常有发现。近几年,县博物馆搜集汉以来铜镜60多件,其中唐代铜镜16件,从形制和纹饰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十种。现略按时代的先后报道如下。1、瑞兽葡萄镜,四件,可分2式。Ⅰ式:圆形,直径12厘米,缘厚0.8厘米,纹饰清晰,镜面完好,青光透明,仍可照影。中间一个兽形纽,内圈饰五兽,形象     

河北出土唐代铜镜研究

目前河北地区发掘出土的唐代铜镜有近百面,纹饰种类繁多,镜式多样,根据镜背纹饰和铜镜形制,可将其分为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瑞兽瑞鸟镜、龙纹镜、花卉镜、花鸟镜、对鸟镜、人物故事镜、文字镜、几何纹镜、素面镜等12类。对出土铜镜的相关纪年资料进行梳理与分析,可知河北出土唐代铜镜的流行时期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