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李自成时期两方官印及其相关问题

最近在陕西发现的李自成政权官印中,"汲县之契"为最早铸印,"鲁山县信"为最晚铸印,此二印俱与河南有关,可全面代表李自成政权颁铸官印的自名特点、尺寸规制、款识流变等。这两方原属河南的李自成政权官印遗落在陕西,与李自成由北京退回陕西后,局势的迅疾糜烂密不可分,折射了李自成起义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     

古玺文字考释(十则)

本文对《古玺汇编》中的一些未识字、误识字进行了新的考释和辨别,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     

商纣俎醢侯伯新证

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常言商王纣脯醢俎杀诸侯方伯,并认为这是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古今不少学者对此多有怀疑。今地下出土的晚商金文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证商纣俎醢酋长侯伯并祭祀先王完全是历史事实。从殷墟卜辞看,商代从武丁起以人为牲的情况呈递减趋势。商纣俎醢酋长侯伯不是个人品质性格问题,而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     

战国古玺文试读四则

我收藏的200钮战国小玺中,玺文多有不见著录者。试读四则,请专家指正。 一、(?)(图一) (?) 应为“骨”,《古玺汇编》有(?)(3432)。此“骨”字中多一口,应为饰笔。战国古文字中,此类饰笔多见。骨姓望出邰阳,穆天子传有骨钎氏,骨姓宜始于此,后改为单姓 (?) 应为“     

宋代官印制度略论

中国古代官印制度发展到宋代,已十分成熟和完备。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并且制定了诸如牌印制度、知印制度等严密的管理措施,在官印的形制上,背款的出现和叠篆的使用,为以后金元各代所沿袭,影响深远。     

二十世纪出土古玺释文补正续

《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一书,制作精美,内容丰富,但该书诸多古玺的释文未能及时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尽可能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释文加以补正,这将更有利于发挥这本书的学术价值。     

印记仰慕 化为永恒 古书画上常见的清朝官私鉴藏印

印章,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书画中,诗、书、画、印这四种元素既可各自独立,又能互补共存,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传统书画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书画创作时,     

三晋古玺考释两则

<玺汇>0303著录一方古玺(图一): 该玺"县"作"?",为典型的战国晋系文字.其中,"?"字<玺汇>阙释.李家浩虽然释为"妾",但在后面加了一个问号,看来李先生对这样的释读是不敢确定的.其实,"妾"字见于古文字资料,作?(<侯马>198;10)、?(<玺汇>5491)等形,<说文>:"妾……从辛,从女."对照其它材料,我们不难发现,玺印"?"字上部明显不从辛,释为"妾"的确是有问题的.     

古道西行

千余年来,以"茶马互市"而闻名的古道,由成都盆地的边缘、云南的热带雨林深处通往青藏高原,为藏地源源不断输入了人们不可或缺的茶叶,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艰险的通商网路和文化交流通道.2002年6月,两支考察队分别沿着昔日茶马古道的两条路线重走古道,作者的这支队伍走川藏线入西藏,途经江达、昌都、类乌齐、丁青……,以生动的见闻印证了古道上密集的文化风景.     

略考同渤海历史与考古有关的两方官印

《宁安县志》中提到的"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印和《渤海国志长编》中提到的"渤海大王"印是两方同渤海历史与考古有关的官印。关于"渤海大王"印,金毓黻已在《静晤室日记》中明确承认其是一方金代"省弹压印"的误传,显然"渤海大王"印并不存在;而"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印,也仅见于出土与传世的记录。在其真实性没有得到确切考证之前,我们对这两方印是否为渤海官印还须持审慎态度。     

古诗词新解二题

本认为,唐朝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愁眠”应解释为“愁眠”,而不应解释为“怀着客愁睡下”之类;宋朝苏轼《赤壁怀古》中的“多情应笑我”应解释为“多情应笑我”,而不应解释为“应笑我多情”的“倒装”。过去的解释不准确,是由于忽视了汉语谓词性成分转指这一语法规律所造成的。     

古磬溯源

磬是我国一种非常古老的打击乐器,其产生距今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磬曾经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礼制意义,尤其在周代,磬与钟一起,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礼乐之器。钟由青铜铸成,磬则大多为石质,也有的是美玉,因此人们常用“金石之音”来形容钟和磬,又有“金声玉振”、“金钟嘉磬”的说法。“金石之音”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庙堂礼典、祭天祀地,都不可或缺。     

榆次市猫儿岭墓地发现的两枚战国铜印考释

1998年榆次东外环猫儿岭战国墓M139中出土了两枚铜印,发掘简报对其作了初步考释。由于猫儿岭墓的的族属、国别历来分歧较多,对出土的铜印研究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宝贵材料。本文力图通过对印文的考释在这一方面做出客观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