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参与城市会展业发展的社会交换关系研究——以广州琶洲村村民为例

广州的琶洲地区是广州会展业的代表符号,琶洲村是会展业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典型城中村。本文以琶洲村村民为例,从社区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视角解析会展业发展过程中居民的社会交换关系。研究显示:①城市会展业成为社区重要的社会交换关系变量,社区经济对会展业的依赖性增强。②在会展业发展过程中,外来者的进入打破了原来社区交换关系的均衡与稳定,社区参与交换关系的网络呈多元化特征;社区居民之间的内部交换关系发生了变化,正经历竞争与分化的阶段。③社区居民不满足现有的外部交换关系,表现出对更高层次交换关系的热切期盼。     

黄河沿岸人地关系与发展

文明的产生与扩散是人地相互作用的反映,不同的文明与不同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又反映了不同类别的地理要素的组合及其共同作用。产生古文明的区域,在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地理环境优势的变化,又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本文分析了黄河文明的起源、扩散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黄河特殊的"曲流"形式以及中国特殊的地形阶梯及气候带与晋商的形成,黄河沿岸东西、南北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现代发展滞后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此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黄河沿岸的现代发展应该考虑:由河流治理为主转变为发展为主,重新认识黄河流域特殊的地理要素和社会文化要素的优势,充分利用黄河沿岸的上下互动、两岸腹地的左右互动,系统地考虑和反思黄河对国家和沿岸地区发展的综合作用,综合谋划黄河沿岸地区的发展。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西递古村落私人空间转化机制研究

古村落具有双重性质,即具有一般农村社区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旅游社区的特性,这种双重性质使得有限的村落空间成为游客与居民争先占有的场所。本文尝试以空间为观察视角,理解和认识古村落内部私人空间转化现象发生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交换理论来阐述和解释转化动机这一重要的转化前提。通过对西递案例的研究发现:私人空间转化动机包括微观层面上的经济利益、荣誉感和宏观层面上的集体决定、示范效应、共同价值观,并且(1)私人空间转化为游客空间并不是单向发生的过程;(2)当空间转化结果不如行为主体预期时,转化后的空间有可能重新变为纯粹的私人空间;(3)私人空间转化为景点能够延续的前提就在于空间所有者能够从这种转化中获取相对应的收益。     

KINSHIP AND SOCIETY IN THE UKRAINIAN PIONEER SETTLEMENT OF THE CANADIAN WEST

The geography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Ukrainian block settlements in western Canada illustrate the strength of social ties transferred from the homeland. Settlements were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kinship, village, district,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loyalties. In this respect the internal geography of Ukrainian block settlements in Canada replicated that of the western Ukraine in microcosm. Although Settlement within a familiar social- cultural milieu offered many advantages for the immigrant, the ultimate result was not always beneficial, since a determination to pursue social advantage in settlement led to the occupation of much agriculturally marginal land.
La géographie et la structure interne des implantations en masse des Ukrainiens dans l' ouest du Canada montrent la force des liens sociaux transmis du pays ď origine. Ces implantations furent structurées en fonction d'affinityés provenant de liens soit de parenté ou de loyauté qui existaient à des niveaux diffgrents, tel que dans le village, ou dans le quartier, au même en province ou dans des coins lointains du pays. A cet égard, la géographie interne de ce type d'implantation au Canada fut la réplique en microcosme de celle de l' ouest de l' Ukraine. Bien que l' implantation au sein d'un milieu socio-culturel connu ait offert beaucoup d'avantages à l' immigrant, le résultat final n'a pas toujours étéà son avantage, surtout lorsque la détermination de maintenir ces liens sociaux mena à l' occupation de nombreuses terres qui étaient faibles en rendements agricoles.     

传统村落保护度评价体系及其实证研究——以湖南省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

传统村落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面临诸多破坏,因此,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从原真度、活态度、完整度、传承度四个方面,构建了传统村落保护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价函数。在对其保护状态进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通过湖南省的案例研究发现：①湖南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度整体处于中度保护,且内部差异明显;②四项准则层中原真度和整体度较好,而活态度和传承度较低;③24项指标内部差异较大,建筑风格原真度等两项指标较好,而农业生产活态度等3项指标则较弱;④案例研究验证了构建的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评价函数的可行性。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扩展与工业化的耦合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1988、1998、2006年三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定量分析建设用地扩展与工业化之间的耦合关系。从珠江三角洲的经验来看,工业化进程越快,建设用地扩展越剧烈;工业化水平与建设用地空间形态变化之间呈现典型的"U"型曲线关系;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与它所承载的产业活动的经济效率存在紧密关系,建设用地效率的提高过程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进过程是高度一致的。由此可见,工业化与土地利用两者之间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共同构成"土地-经济"互动系统。必须将用地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以及环境再造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空间结构及影响模式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本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研究区,选取2000、2006、2010年三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成本加权距离和城乡聚落体系潜能指数对传统的场强模型进行改进,综合利用扩张强度指数、扩张速度指数等分析研究石羊河流域内部城乡聚落体系空间结构分异。在此基础上,基于GIS技术并结合道路等级和长度计算流域内城乡聚落体系间最短时间距离来分析城乡聚落体系空间联系与空间相互作用,据此分析石羊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空间结构变化及影响模式。     

司机师傅,请载我去黔东南最原始的苗寨

<正>听完了风土人情后,我问司机:"司机师傅,您能带我去黔东南最原始的苗寨吗?"好啊,那就去我老家雷公山的毛坪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工作之余,也会去风景秀丽的地方旅游,我也曾领略过很多名山大川的秀丽风景,诸如黄山、嵩山、九寨沟等等,我都被这些浑然天成     

欠发达农区传统手工业的形成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兰考县徐场村为例

传统手工业作为农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广大农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本文以兰考县徐场村为例,刻画了传统手工业在欠发达农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探究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传统手工业的形成与发展是沿着初创、波动、恢复和发展等四个阶段展开,中后期的产业规模扩大较为显著;②家庭作坊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格局,务工人员的来源分布较为集中但存在“灯下黑”现象,市场体系逐渐健全;③传统手工业主要受到个体因素、村庄内部和外部因素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且在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主要影响因素并不相同;④从演化视角来看,偶然事件与收益递增的结合往往锁定了传统产业新的发展路径,而集聚效应与衍生活动的互补增强则进一步促进了传统手工业产业集群的形成。     

珠三角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胁迫关系及耦合协调度

基于"交互胁迫验证-动态耦合应用-协调类型判别"框架,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状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交互胁迫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对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2000年以来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关系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交互胁迫关系,演变轨迹符合双指数曲线,经济水平高的地区的拐点出现时城市化水平较高,且拐点出现晚于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二者协调发展符合"S"型发展机制,2000年以来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磨合发展阶段,系统协调模式属于生态脆弱型。     

古村落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

新世纪以来古村落已发展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大众旅游地,在吸引大量游客纷至沓来的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外来人口在此常住与工作,形成旅游移民。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研究案例,在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探讨其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结构及融合现状。结果表明：①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包含4个维度,分别为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②宏村旅游移民整体社会融合度不高;其中,心理融合最好,公因子得分达到3.57分;其次是文化融合与身份融合,融合度均未达到中等水平,且文化融合维度的内部离散性较强;最后是经济融合,其融合度最低,移民经济收入未达到预期水平。③影响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和迁入地因素,其中迁入地因素影响程度大于个人因素。最后对古村落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的特征进行了讨论。     

地方、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的社会文化考察——以猎德村为例

本研究尝试从地方性角度出发,分析城中村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和体现方式,利用历史演进的分析方法考察城中村改造前后地方性解构与重构现状。从地方等核心概念出发,探讨地方性的社会建构体系及特征,并认为地方性从景观、文本、符号及感知四个维度进行持续的社会建构。结合广州猎德村整体改造为案例发现地方性的建构与时空元素紧密相关,镶嵌在地方的发展过程,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中国城市化中地方性研究框架;现实上为更深入理解城中村改造与地方性的关系,为更好地推进城市更新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合作与管治》书评

南京大学罗小龙博士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合作与管治》一书近日已有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近年来中国城市与区域管治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边界与想象社区的建构:以广州归侨聚居区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式微的归侨聚居区呈现被符号化的特点,其物质和文化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侨文化”的地方再想象,并加剧了边界随之发生的新变化。本文主要采用叙事研究方法,以广州华侨新村为例,尝试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归侨聚居区边界的演变及其对想象的社区的影响,由此进一步解析归侨聚居区符号化的过程与动因。研究发现：①1954年至今,新村归侨共同体维系纽带经历了从国家利益到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再到集体记忆的嬗变,折射出社会环境、空间形态以及邻里关系的变化与归侨的自我认同感、群体认同感之间的耦合关系;②华侨新村不仅是曾经表征爱国主义的物质载体,在资本与权力的支配下归侨聚居区被片面截取并赋予了其它阶层想象的意义和元素。     

城中村拆迁与外来人口居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联明村为例

目前,上海正在大力推进城中村拆迁改造,城中村作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地,其拆迁改造势必对外来人口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基于上海市联明村问卷调查数据,以外来人口视角,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法,分析了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流动特征、居住选择的变化,以及城中村拆迁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在上海有着明显的就近搬迁和在城中村之间转移的特征。房租便宜超过职住邻近成为影响外来人口居住选择的首要因素,但两者对外来人口的居住决策均起到决定性作用。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条件考虑较少,但相较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外来人口对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考量逐渐减少。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1949-2019年纵向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研究的显题，研究发展新兴产业的乡村治理对振兴乡村意义重大，但较为匮乏。本研究基于对陕西省袁家村1949—2019年的治理历程的梳理，探讨旅游乡村治理的演变机理以及成功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治理经历“宗族自治”、“寡头他治”两个阶段，良性的治理模式需要内生动力和外生要素的共同作用。②旅游乡村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目标更聚焦于集体发展、机制更追求正义、系统更不稳定。③有效的旅游乡村治理需要构建“集体共治”模式和动态开放的治理系统，注重社区精神的约束力，促进旅游乡村发展健康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