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伦理剧刻板化女性形象分析

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的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开始,到如今电视剧年产量达到17700多集的数量,充斥在大大小小视频网站、电视频道的荧屏上。中国被称为电视剧的生产大国,其数量雄居世界第一.而如今家庭伦理剧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类型,由于女性是电视剧收视群的主力军,因而电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出现的刻板化女性形象分析,为新兴的女性主义电视剧的形象塑造奠定理论石。     

从女学观看20世纪初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以1915年《妇女杂志》为例

1915年《妇女杂志》的女学思想反映了女性开始逐步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女性开始获得和男性同样重要的家庭地位;教育是妇女谋生的先导。女学观所反映的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女性时代转型的重要体现。但是该《妇女杂志》中的女学思想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近代中国女性的全面转型,需要中国社会的整体演进才能实现。     

中韩国际婚姻的跨国家庭纽带研究——以汉族婚姻移民女性为中心

论文以22名嫁韩中国女性为对象,从跨国主义的视角分析她们在韩的婚姻现状、与原生家庭间的跨国联系及这种联系的性质和意义。研究发现,这些女性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东北三省和山东沿海地区;中介婚姻占近70%,且与丈夫的年龄差距普遍较大;再婚者占较大比例。其中,60%与韩国丈夫育有子女,已在韩国生活多年,并从事各种非专业化工作。这些女性通过汇款寄物,信息通讯交流,回国探亲,邀请家人来韩等一系列方式维持着跨国家庭纽带。而她们的中国家人也为其提供育儿、家政以及精神抚慰等多方面的支持。通过跨国家庭纽带,汉族女性与原生家庭成员之间实现的是一种灵活变动着的"跨国看护",双方是互惠互利的。     

通过《红楼梦》浅析中国封建社会女性人格的形成历程

本文从《红楼梦》中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林黛玉、薛宝钗、王夫人和贾母——用以代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特点。从林黛玉到薛宝钗是女性接受封建道德,丧失本性的过程;从薛宝钗到王夫人是女性恪守封建女德,人性恶化的过程;从王夫人到贾母是女性维护封建家族利益,漠视亲情的过程。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女性人格的基本形成历程,而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制度及其道德规范。     

清代的嫁妆

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装”、“妆奁”、“嫁资”等。中国传统社会,嫁妆于婚姻意义重大。首先,它在女子出嫁时必不可少,无论家庭贫富,人们都会尽力为女儿筹办嫁妆;其次,嫁妆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婚姻的缔结,丰厚的嫁妆往往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得到更高身价;再次,嫁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一系列影响,如助长了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导致婚后的奁产纠纷等。本文拟从嫁妆问题入手,探讨清代贫富家庭的嫁妆差异、嫁妆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由嫁妆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清代嫁妆可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其中,生活用品是嫁妆最基本…     

“中国梦·新女性”聚焦女性摄影作品

<正>为迎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3月7日上午,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中央直属机关妇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妇女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梦·新女性"第二届全国女性摄影作品展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拉开帷幕。展览旨在从女性视角出发,反映当代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家庭生活等     

浅议中国女性的创造力

中国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不容乐观,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有:中国经典的儒家思想文化、社会主流层面中的教育文化、家庭文化特征、学校教育中的人学观念、性别角色原因、自我意识较差,由这些原因所形成的社会心理直接或间接影响女性创造力潜能的发挥。而改进现状的主要措施包括从观念到社会形式的全方位变革。     

被遗忘的工作女性——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马来亚客家琉琅女(1929—1933)

论文通过查阅典藏在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的档案文献和田野调查,梳理和分析了在马来亚以洗琉琅为生的中国客家女性,在1929年至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其中包括支柱的工作型态及女性对于家庭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虽然琉琅业从15世纪就开始出现于史册中,但琉琅工作者的身影,却在20世纪之后才在马来亚官方史料中出现。从事体力劳动的华人琉琅女在马来亚工作,把钱寄给中国的家人;她们的经济生产所得未嫁前归原生家庭,出嫁后则归夫家。这是以华人女性尤其是客家女性为主的年代,琉琅女是女性经济独立的前驱者。     

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

近代中国缠足与反缠足两种观念曾长期竞争,至少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小脚美的观念在民间仍广泛存在,而天足女性及其家庭则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这样的观念有力地影响到女性在婚姻方面的选择能力和选择范围,由于近代社会变动导致从价值取向到生存竞争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的“两个世界”的存在,多数有能受教育的女性很难享受与“新世界”相伴随的社会待遇,缠足实际成为保障她们婚姻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样的社会因素又以过来强化     

美丽的月光宝盒——记中国十大女杰梦兰集团董事长钱月宝

共和国的同龄人钱月宝身上无疑具有某种传奇色彩。她出生于江苏常熟市老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早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大队团支部书记、赤脚医生。借助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那场改革开放的历史之力,她从一个仅有80人的集体性质的绣品厂厂长,到自己亲手创办的乡镇企业——江苏梦兰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再到走入北京人民大会堂,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中国十大女杰……她被评论家们视为当代中国的杰出人物。更由于她是一位优秀的女性,身处一百年来一直提倡女性解放的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评判就更富有一些深远的象征意义。     

科学vs.传统之“坐月子”

生育孩子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隆重的事情,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产后"坐月子"更是一件大事。其实不仅仅是中国,韩国、日本、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在分娩之后都有类似"坐月子"的习俗,很多"月子     

清代家庭结构与基本功能

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家国网络、大一统为显著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家庭堆积。一个一个的家庭,是它元素形式。中国“国”、“家”不可分;“以孝治天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传统,使得我们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具体到清代社会结构时,须从对家庭的分拆开始。一、清代家庭结构家庭,是以特定的婚姻形态为纽带,以血缘关系（包括收养关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近代社会学家通常将家庭分为“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复合家庭”、“异常家庭”四种类型。当然,还有从其他角度,…     

重塑城市婚姻幸福——以20世纪50年代上海女性为中心

新中国在城市推行婚姻变革的过程中,国家与城市间的互动重塑了新的幸福观。上海城市女性积极地理解自身处境与环境变迁,由受助者转变为参与主体。1950年婚姻法推行的前两三年间,大批上海女性自我解放、追求幸福的意识觉醒并积极行动起来,是造成“妇女法”认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组织帮助下,上海女性整体性地认知个人的婚姻问题,将其与社会制度相关联;感到生活“有盼头了”,继而从消极认命到勇敢地追求幸福。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面推进,上海女性的劳动实践和情感表达,则是建设“民主和睦、团结生产”新家庭的重要力量,也为“离婚法”向“家庭团结法”的转变提供了支持。被重新定义的幸福强调集体意识、精神认同、重视劳动,这些要素为新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并成为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内在驱动力。新中国婚姻幸福观始终处于一种未完待续的状态,它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方面长期存在各类问题,仍有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     

“金色牢笼”:美国华人高技能家属移民的“再女性化”困境

在对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圣迭戈的田野调查以及对24名女性的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论文以持家属签证移民的华人女性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移民后的家庭、工作状况和性别身份的变化。研究发现,女性家属移民普遍面临“再女性化”困境,即在工作等公共生活中的角色被削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女性家庭角色被强化。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签证政策、美国的家庭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共同影响了这一过程。而对于来自中国的女性家属移民而言,这一过程既是其移民后合法权利的被剥夺,也是她们对移民前性别文化和规范的“抵抗”。     

民俗文化与女性社会地位--以畲族女性为例

世俗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是由权利、金钱等决定的;辈分、道德、才华等,也是构成人的社会地位的要素。此外,中国历来有从生理性别上确定女性地位的民俗传统,女性家庭成员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堆在畲族民俗文化研究中,我们发现：畲族女性有较高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而畲族女性的地位,与民俗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民俗文化是民众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显示其鲜明的个性。本文试图从女性视角审视畲族民俗文化,并对民俗文化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系作一考察。     

原真性和历史住宅博物馆的女性主题

博物馆中女性主题的出现,是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博物馆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既是展陈主题又是展陈载体的历史住宅博物馆而言,一方面通过对博物馆建筑中女性角色、女性故事的复原补充,还原历史真貌,贯彻建筑遗产保护展示的原真性;另一方面通过女性主题展陈,从构建游客原真性感知出发将参观者与过去相联系,有助于历史住宅类博物馆社会职能的发挥。作为博物馆的历史住宅建筑应该挖掘建筑中的家庭和女性的故事,女性主题展陈有益于该类博物馆原真性的构建。     

《三国史记》的女性书写及文化意涵

《三国史记》为高丽王朝金富轼修撰的朝鲜半岛第一部官修正史,在东北亚古代史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编纂虽受中国正史体例的影响,但书中未设后妃、列女传记,女性记事多附于男性记事。按照女性的活动场域,其家庭领域形象为母亲、妻子、女儿,社会公共领域形象为女王、女性巫者、参与政治活动的女性等。金富轼对于女性形象的选取塑造,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内建构,围绕着男性叙事展开,在女子为祸书写意识的指导下,强调女性家庭领域内的作用,对社会领域内的女性活动仅为客观陈述,由此建构起男权社会主导下的性别文化制度。     

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

近代中国缠足与反缠足两种观念曾长期竞争 ,至少到 2 0世纪 30年代 ,小脚美的观念在民间仍广泛存在 ,而天足女性及其家庭则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这样的观念有力地影响到女性在婚姻方面的选择能力和选择范围 ,由于近代社会变动导致从价值取向到生存竞争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的“两个世界”的存在 ,多数不能受教育的女性很难享受与“新世界”相伴随的社会待遇 ,缠足实际成为保障她们婚姻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这样的社会因素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世界”小脚美的观念 ,故小脚美丑的观念竞争实与生活习俗的转变伴随进行 ,主张天足美的趋新士人观念直到整体的新旧势易才最后占了上风。     

中国古代妇女的行动限制

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束缚使得其行动受到限制,本文就此问题分析了限制中国古代妇女出行原因,对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地位做出参考。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都受到严重的限制和束缚,女性出游受到了家庭、封建礼教和传统观     

《南北朝及唐代女性社会群体研究》

正该书是著者继《辽夏金的女性社会群体研究》之后,又一部关于古代女性社会群体研究的著作,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本书分为上篇、中篇、下篇及附录,上篇主要讲南朝妇女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地位及贡献、婚姻家庭地位、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地位;中篇主要讲北朝妇女的婚姻、家庭经济、家务管理与家庭关系;下篇主要讲唐代婚姻制度、特殊婚俗现象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