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一文几个重要史实的订正

《百年潮》2002年第8期发表了吴雪晴同志的《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一文,详细介绍了1976年3月29日爆发的南京人民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政治运动,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好文     

西汉抽象玉握豚

汉代是中国琢玉史上丧葬玉品种较多的时期,玉握豚(亦称玉握猪)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曾风光一时,对后代玉器亦有一定的影响。1996年,我在撰写《汉代玉猪与后代仿品》一文时,当时以为已把汉代玉握豚“一网打尽”了。当拙文于1996年8月在《收藏家》18期上发表的时候,承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先生惠许,我在该馆库房观摩玉器,突然发现我的小文“挂一漏万”,原来我文中关于玉握豚文的资料,仅收了具象玉握豚,漏了抽象玉握豚这一“半壁江山”:江苏徐州地区出土的汉代抽象玉     

我对方志性质定义的新表述

<正>我一直认为方志的性质是“资料性著述”,写过一篇名为《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载《方志天地》1989年第4期)的文章。我虽然简洁地称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但也认为,要给地方志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定义,还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些限定词,来进一步说明资料性著述。在《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载《方志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里,我把方志性质     

《知情者谈饶漱石》文中的问题

《炎黄春秋》2012年第二期刊载了《知情者谈饶漱石》一文(以下简称《知文》)。文中有关于刘少奇的记述:李振田谈到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在接待上确实有过"怠慢":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22度,不得高于     

昭觉县东汉石表考释的几点辨正

吉木布初、关荣华二位同志发表在《考古》1987年第5期上的《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一文(以下简称《发现》),披露1983年2月,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四开区好谷乡发现东汉光和四年(181年)越西郡邛都县安斯乡一座石表。文章附有“东汉邛都县安斯乡石表正、侧面文字”拓片,而“对其中一些比较费解的文字,略做考释”,我这里就石表正面文字的一处录文及所作考释提出浅见,以资参考。 石表正面录文:“领方右户曹史”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史实再辨析——兼答金弌同志

自从拙文《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史实辨析》发表后,围绕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史实的讨论,先后又有金式《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是战略决战吗?》(《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苏双碧《会剿武汉以救安庆的历史真相》(《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朱哲芳《试论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失败原因》(《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等文章发表。这些文章都从不同问题和方面,揭示了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历史真相,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拜读之后,颇受启发。但感到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为此,本文就有关问题再略陈己见,以求教同志们。     

近年来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综述

长沙走马楼简牍自发掘以来 ,迄今已有五年。目前 ,公布的简牍资料主要集中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文物出版社 1 999年。以下简称《田家》)一书和《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 999年第 5期。以下简称《新收获》)一文以及《长沙走马楼Ｊ2 2发掘简报》(《文物》1 999年第 5期。以下简称《简报》)中。截止 2 0 0 1年 8月“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所引论文未注明出处者 ,均系会议论文提要或发言稿 ) ,有关走马楼简牍研究的各类文章已达 50余篇。另有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主编…     

再谈陈独秀的两组“佚诗”与隐居——答《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拙作《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一文(见《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析》),对陈独秀在1908年至1910年间的思想与活动,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近读《安徽史学》1985年第五期,上有《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一文(以下简称《亦谈》),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为此,我写了这篇《再论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与《亦谈》作者商确。     

《太玄赋》非伪作辨

《太玄赋》是研究扬雄太玄哲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向来不认为是伪作。《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文集》第二辑载郑文先生《读扬雄太玄赋献疑》一文（以下简称“郑文”）,定《太玄赋》为伪,举四条以证《太玄赋》非扬雄所作,进而对扬雄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按:此文早在1957年《争鸣》第四期发表过）;以后又在《文史》发表的扬雄著作目考定文章中,将《太玄赋》作为伪篇剔除。这就有必要认真考辨一番。按郑文所举四条证伪依据,没有一条能成立:     

说“宅丘”

早年章太炎氏曾有《神农时代天子居山说》一文,收入《章太炎文钞》卷四(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1914年),谓古代帝王,皆作山居。钱宾四先生因章氏“仅谓帝王山居,未及一般民众之皆山居也”,乃作《中国古代山居考》(香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3年,第五期)由《说文解字》等书,证明古代一般民众,亦作山居。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有北大同学郑君逢原作《丘虚通徵》一文(《治史杂志》,1939年第2期)收录《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及其他典籍中有关丘、虚、京、阜之地名近二百,以为古代帝王诸侯丘居之证。     

对《古代的凿齿民》一文的几点资料补充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江汉考古》上发表的张振标同志的《古代的凿齿民——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拔牙风俗》一文(以下简称《风俗》),是一篇有意义的文章,阅后颇有启发和收益。此外,笔者想对该文中的几点提法,补充一些资料,供文章作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一)《风俗》中说:     

理、厘、阞、倫同源考

理、厘、防、■同源考张希峰理,《说文》“治玉也”,段玉裁注“《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末理者为,是理为剖析也”。“理”古音来母之部,字认玉,本括剖析切割玉石,加工成器。《韩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理其而得宝焉”,“理”用其本义。“理”表示象治玉一样剖析区...     

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王作左守鼎

保利艺术博物馆于2000年春收藏的王作左守鼎高41、口径38厘米(封面;图一～三)。口沿外折,上立粗壮的两耳,颈部略收,腹部稍鼓,腹下置三蹄足。颈和足的上部均有短棱脊,形制与小克鼎相似,但小克鼎的腹部似乎更深些。腹内壁铸铭文两行6字: 王乍(作)(将鼎) 彝,左守。 (将鼎)彝。(将鼎)字《说文》所无,《广韵》:“(将鼎),煮也,亦作(羊鬲)。”《集韵》:“(羊鬲),说文煮也,或作(将鼎)。”《玉篇》:“(羊鬲),式羊切,煮也,亦作(将鼎)。”又云:“鬺,同上。”则(将鼎)也就是《说文》的“(羊鬲)”字。金文无“(羊鬲)”、“鬺”字形,故(将鼎)是正字,而(羊鬲)、鬺     

萍浏醴起义史料的真伪问题——与《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一文商榷

《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一文(以下简称《辨伪》,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认为,萍浏醴起义中的两篇檄文(《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檄文》和《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都存在着重大疑点”,“如果要将它们作为1906年萍浏醴起义军所发布的文告,那无疑都是赝品”;《魏宗铨传》所述“魏宗铨和萍浏醴会党起义也决非真貌”,写《魏宗铨传》的目的,“是为了抬高传主,以博取褒扬和抚恤”。由此认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关于萍浏醴起义性质问题的讨论“不过是两篇伪檄内容对立的延伸罢了“。     

居延汉简“支满”、“丈满”辨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先生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下文简称《合校》)简4·4A：“第二隧卒江谭以四月六日病苦心服(腹)丈满。”简293·5：“田卒平干国襄垣石安里李年卅七本始五年二月丁未疾心腹丈满死。”“丈满”学界向存不同意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释作“支满”(释文第3页)，裘锡圭先生仍旧说，并引《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等篇和《韩诗外传》卷三“支满”、“满”、“支”说法为证(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薛英群先生虽采“丈满”，但解释“丈满”含义时…     

《玉篇》在唐代字书中的地位

初唐时期通行的《玉篇》大概是萧恺的删削本,它传播不广,受众较少;孙强复修《玉篇》后,它编纂上的一些弱点得以克服,影响扩大,但地位仍比不上《说文》;中唐时期,《玉篇》的影响已超过《字林》等唐以前的字书;晚唐时期,民间出现了《玉篇》的简编本,它越来越普及,影响更大,接受度更高,可和《说文》比肩。     

不悔的子冈

1985年11月,做了20多年右派、其时已半瘫在病床上的子冈口述了《我坐在轮椅中》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北京见到一篇回忆我和徐盈的文章(复印件),原载台湾《传记文学》,作者是当年《大公报》的同事,后来定居台北的陈纪滢。陈文所忆旧事大体不差,字里行间还隐隐流露出一丝温情;但按语却指责“中共毁灭人才”,这是我和徐盈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何止是我们?)确实遭     

也谈宜城楚皇城出土的二方印章

《江汉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发表了《谈宜城楚皇城出土的二方印章》一文(以下简称《印章》文),对出土的“中左偏将军”及“晋蛮夷率善邑长”印的官制沿革、地位,以及时代进行了较详的论述,读后颇有收益。但我对《印章》文中关于偏将军一职始于新莽,“偏将军”一称为武职,西汉无此官号;偏将军官秩应与大将(军)同;“晋蛮夷率善邑长”印中之“蛮夷”当为南郡蛮。这四点有不同看法,想提出来与《印章》文作者商榷。     

对《十九世纪贵州最后一个状元——夏同龢》的两点补正

读《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夏同和》(以下简称《夏同和》)一文,觉得有两个疑问,特述如下: 一、夏同和中戊戌科状元,不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秋。《夏同和》一文开头认定,夏同和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秋,中戊戌科状元”的。查有清科目取士,“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修”会试中式者,皇帝亲策于廷曰殿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清史稿·选举志》)又《辞海》“礼部试”谓:“明清会试都在春季举行,故亦称     

《古于田仿铸的中央王朝钱币》读后感

《新疆钱币》2005年第1期《关于古于田自铸和仿铸的中央王朝钱币》一文在封三上首载有三块铁范残片的彩照(即封三上首左起第二块、第三块和第四块残范)，并称其为“仿铸中央王朝钱币”(实为残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