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致苏俄遗书》考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于北京行辕与世长辞.孙中山临终时,留下三纸遗嘱,即：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书.在孙中山签署的《孙中山致苏俄遗书》中,他对苏联满怀期望：“我遗下的是国民党. 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与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主体的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下,国民党进行改组,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其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功不可没,这体现在武器装备的提供、政治工作的开展、北伐战略方针的制定等诸多方面。     

俄制东输: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的起源(1917-1923)

苏俄开创的以党领军的军事体制,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驭军模式。共同的革命利益,使苏俄和国民党逐渐走到了一起。苏俄顾问诊断出国民党军事运动和党务建设的多重弊病,努力劝说孙中山改组政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党领军。苏俄及其在华顾问为党军体制的东输做出了贡献,助推了中国军事、政治的现代化。党军体制的东输,对国共两党的政党与军事建设,影响深远。     

苏俄顾问、中共党员与党军体制的发端

国民党1924年引入苏俄党军体制、接纳中共党员,其目的是矫正以往的党务、军事之弊,更重要的是以此换取苏俄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国民党这种另类的"西体中用",背后折射出苏俄和国民党相互戒备、各取所需,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因果关联。双方此时利益的粘合,又为彼时利益的冲突,埋下了根本无法纾解的巨结。1924年发端的党军体制,自始即为国民党所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则陷入孙中山及国民党预设的陷阱。党军体制的命运,取决于未来国民党的军事征战进程。     

蒋介石的发迹与苏联顾问

１９２５年８月前,在国民党中地位并不突出的蒋介石,数月后,却一跃成为国民党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许多文章或著作认为,这是蒋介石玩弄政治手腕,大搞阴谋所致。这是有道理的。不过,蒋介石的发迹还与苏联顾问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 ２０年代初期,苏俄、共产国际把视线投向了中国。经过探索,苏俄和共产国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确定了联合孙中山的策略,决定选派代表到广州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 众所周知,孙中山因革命屡遭挫折,决定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并希…     

国民党引入军队政工制度原因考

俄共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以党领军”的统军制度,为孙中山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受俄共政治工作的启发,孙中山1921—1922年特别注重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1922年6月,陈炯明的背叛说明,孙中山的政治工作观念存在致命缺陷。在苏俄的引导下,孙中山决心由党建军,1923年8月,以蒋介石为首的考察团赴俄。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改党建军,影响巨大。苏俄红军的政工制度成为国民党进行政治工作的模本,党代表制与政治部制是政工制度的两大组成部分。     

孙中山与党化教育

党化教育的思想倾向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时期孙中山对学生运动的评论。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使之变成了一种常规的宣传政策,并落实到学校教育。中山大学的创办即是党化教育的成果。但是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是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以后,并随着北伐的成功,而遍布国民党势力所达地区。其内容因时间和场合而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大致说来,北伐前主要作为国民党的一种宣传政策,向学生和民众宣传党义;而北伐后则主要作为一种教育政策,致力于控制教育权,并把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作为一种常规的教育内容推行于学校。     

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

２０年代初，苏俄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推进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要与中国建交并维护苏俄在华利益。为此，苏俄在中国选择能协助其实现上述双重目标的合作者。苏俄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联合组成亲俄政府，最终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从而既在中国找到了革命伙伴，又在自己最关心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找到了解决出路。     

北伐前期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

陈独秀曾有这样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然而北伐时期的国民党是个例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内部涣散,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分裂。孙中山在世时,尚能凭借巨大的个人威望以及独特的领袖魅力,使得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不敢做出过分的举动。孙中山去世后,     

有关孙中山研究的新论点

孙中山曾与中共合作,成功地改组了国民党,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但他最初同意接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很明显,孙中山很大程度上看重     

孙中山的苏俄高级顾问鲍罗廷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是位著名的职业革命家。1923年10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邀请,派他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来华后,他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学习苏俄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在重病中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亲切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以表达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孙中山早就不满国民党腐败、涣散、软弱的现状,当相关信息被…     

瞿秋白与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学说

1899年,瞿秋白出生时,孙中山已经是著名的反清革命领袖,1923年底,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改组,瞿秋白以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译员的身分,参予孙、鲍的会晤磋商。这时,孙中山五十七岁,瞿秋白二十四岁,相差三十三岁。国共合作大业,把这两代革命家紧紧地联系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     

列宁和孙中山的友谊考略

20世纪初期,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联合反帝斗争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历史。作为当时两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则是这一复杂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列宁和孙中山都曾在文章中高度评价对方,这种互相认可,为苏俄和国民党之间     

国民革命时期宋子文与孙中山、蒋介石关系之比较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初供职于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起,宋子文一方面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服膺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在金融和财政领域充分展示其才干,取得突出业绩,在大本营时期以及之后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为各方面普遍认同。孙中山去世之后,宋子文与同样得到过孙中山重用的蒋介石都进入了国民党政权高层,两人之间有过密切的合作。但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特别是北伐的迅速进展,国民党各派之间、党权与军权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等各种矛盾逐渐凸显,并与国共关系的演变相交织,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冲突公开化,并在宁汉对峙之际分道扬镳。     

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及其军事政治工作

松懈和解除“党禁” 阎锡山从辛亥革命掌握全省军政大权以后,与广州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一向不与联系,追随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党禁”。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北洋军阀政府与阎锡山对共产党的仇视,更甚于对国民党,所谓“党禁”亦严甚于前。1923年,广州国民党准备北伐,孙中山特派樊钟秀从广东先期到河南、直隶间,作为铲除北洋军阀的先遣军,又密派丁惟汾等到北京,组织国民党分会:“黄河流域大同盟”,领导所组织的华北各省、市党务。丁在北京,又派李世军到甘肃兰州,王振钧到山西太原,分别进行工作,王并策动过     

胡汉民被禁始末

胡汉民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后随孙中山讨袁护法。孙中山北伐及北上时,把党政军权都交付给他,让他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省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胡汉民大力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当上了国民党中央     

梧州在孙中山北伐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中山十分重视梧州的战略地位,为了督师北伐,三次驻节梧州。由此,梧州在孙中山北伐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决定北伐全局成败的第一个战略重镇,是督师北伐前进的基地,是北伐军的后勤中转站。梧州在孙中山北伐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应包括梧州人民在北伐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中山的讨陈方略与北伐开局

平定陈炯明叛乱、改组国民党、北伐统一全国,是孙中山晚年面对的重大问题。三者既密切关联,又轻重有别。孙中山以东西两路联军并举战略,讨伐"西和东拒"之陈炯明。东路军以闽省为后方吸引陈军主力,在桂省以滇军为主的西路军击破陈炯明"西和"策略而据有西南中心广州。与马林偏重将平叛与改组两个主题对立理解不同,鲍罗廷妥善处理穗、沪之政治地位关系,说服孙中山推动改组,使原来以军事为主的广州,成为涵括军事、政治、外交多方内容的国民革命基地,以此辐射上海、西北、北京,从广东走向全国,北伐开局战略得以继续推进。     

梧州在孙中山北伐中的地位与作用

孙中山十分重视梧州的战略地位,为了督师北伐,三次驻节梧州.由此,梧州在孙中山北伐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决定北伐全局成败的第一个战略重镇,是督师北伐前进的基地,是北伐军的后勤中转站.梧州在孙中山北伐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应包括梧州人民在北伐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中山发动二次北伐的动因分析

孙中山发动过两次北伐,但都终以失败告终,其中第二次北伐是孙中山生命中最后一次亲自督师的军事斗争。探讨其发动这次北伐的动因,有利于了解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同时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