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历史的诠释

围绕历史,从古至今评述和探讨颇多。本文试图从对历史概念的传统界定展开,通过对历史诠释的主要载体——历史著述、历史学、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叙述,重点阐释历史诠释过程中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     

《历史的辉格解释》与巴特菲尔德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

《历史的辉格解释》是巴特菲尔德史学立场两面性的集中体现,作者对辉格派的历史学家做了诸多批判。巴氏认为辉格的历史解释的背后,实际是一种"为了当下而研究过去"的主张,巴特菲尔德虽然一直强调遵循历史事实,但是仍然难以完全否认历史学家主体情感体验的重要性。作者的骑墙态度是他的求真精神未贯彻到底,从而几乎使他落入虚无主义陷阱的批评者。但是同时也说明历史学本事的复杂性,因此在反应历史事实时,历史学家必须有所抉择。     

历史学的性质、方法、目标及其他——答成一农教授

成一农教授通过批评历史学实证研究提出,历史事实不具有客观性,历史事实不可证明,历史学不可能求真也没有必要求真,历史学的目的是造成读者以为真实的说法来影响其行为。成一农教授论说的前述要点存在偏颇,需要仔细辨析。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大量历史事实是可以证明的,历史学必须求真,造成读者以为真实的说法来影响其行为不是历史学的目的。成一农教授的论说方式中运用了误导性的自设闭环,多处自相矛盾,对历史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历史学论证的逻辑也有误解。     

何谓“历史解释”?——以“亨佩尔-德雷论战”为讨论中心

"亨佩尔-德雷论战"是历史哲学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围绕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历史学中的解释来展开,是战后英语世界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论争。20世纪40年代,亨佩尔提出科学解释的一般形式,即"覆盖律模式",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过去的经验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意在寻求现象和事件的原因与规律,两者在方法论上并无不同之处;德雷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往的人类行动,而行动有着不同于事件的自由意志面向,自然科学中的因果性和规律性解释并不能照搬到历史学,进一步提出历史解释中的"合理行动原则"。唐纳德·戴维森在两者之间独辟蹊径,提出历史解释的整体论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历史学中的合理性解释,又辩护了历史学的客观性。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研究

通过研究历史学功能,更好的认识历史、解释历史,为人类呈现最真实的史实,从而推动人类探索历史的欲望,推广历史到各个方面。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努力

近几年来,不少朋友都提出了对历史的主体认识问题,甚至说历史是随着人的认识而变化的。这话有其偏颇之处,因为既定的历史事实是不会由人们的认识来改变的;但其中也含有合理的因素,这就是:历史学是随着人们的认识而变化的。用商品经济的术语来说,这种变化也可称之谓更新换代。 之所以如此,是由历史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的。历史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一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同的时代有各不相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甚至同一     

世纪之交的历史学:回顾和展望

任何学科都是由材料和理论而形成的一个辩证整体,两者既对立又结合,既分离又统一。历史学亦然。历史材料不断有新发见、新积累,历史观念不断在变革、在更新;所以历史就不断在重写。历史事实一旦成为过去,就是固定不变的了;但对它的研究和解释却不断在革新。材料的新发见,不仅是简单地指发见了新的材料,而且更多地是指用新的观念去研究原有的旧材料,于是旧材料就转化为新材料,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理论首先是时代的产物(而非材料的产物),是随     

梦魇与恩惠——关于历史价值的断想

由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历史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写下了《生动的往事》这本集子。很明显,他们已经认识到,仅凭“历史教导我们……”的百宝箱和一大堆精确得无可挑剔的历史事实,历史学是无法获得拯救的。要正当地为历史辩护,必须深刻地揭示历史与人类基本生存的密切联系,揭示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历史与人,历史与人的现     

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

时下流行的多种强调历史认识主观性的言说,皆不能解构历史的可认知性,历史研究者可以依据真实历史遗留的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在内的各种遗迹来认识历史。判断历史研究结果的尺度只能是其接近所要澄清的事实之真相与本质的程度。兰克学派和从司马光到乾嘉学派的考异、辨伪、考据、校勘,以及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实证研究传统提供的史料批判方法依然基本有效。实证主义史学所受的批评,主要沿着西方哲学和历史学交叉演变的路径思考下来,没有切实关照中国历史学的实践,有的切中要害,有的是吹毛求疵。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是在强调历史学家求取历史真实的目标时,没有同时对于历史学达到其目标的过程进行认识论层面的深入考究,但后现代主义只能为针砭实证主义弊病的药石而非替代的方案。新实证主义汲取19世纪后期以来多种反思论说中的合理要素,坚持历史可认知性,以根据证据澄清事实为使命,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不追求语言奇幻、过度诠释,不以理论操控证据和事实,不因现实价值立场而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不以融入其他学科为目标。     

浅谈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史志关系

史、志关系是当代史学和方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中国传统史学和方志学的发展过程看,史与志在产生初期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方志与史书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彼此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方志一直作为史的一个部类存在。但是,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历史学已非传统的史学,方志的内容虽然包括地方历史的记述,但已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方志已成为一个以地方为对象、综合多种学术方法的综合著述体裁。     

论麦考莱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

麦考莱是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他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受到了司各特历史小说的重要影响。麦考莱认为历史学是诗歌与哲学,理性与想象的结合。追求历史学的艺术性和强调想象的作用是麦考莱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的突出特征。为了使历史作品鲜活生动,他运用了文学手法来写作历史。他借鉴小说的手法,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场景描写;使用通俗剧和传奇的手法来表现历史;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带有个人的感情倾向,流露出明显的道德评判色彩和一定的党派偏见。麦考莱的历史想象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他的历史著作的艺术性决定了它的长久价值,他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对英国史学界影响深远。     

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原则——以兰克的实证主义为例

历史资料就是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近代以来伴随着历史学所出现了诸如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并且日渐发展成熟完善,同时,各国大量的解密档案开始大规模的曝光和开放,这就为历史学研究的突破创造了大量的的资源,使得兰克的实证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再一次发挥它的作用,更加接近于客观历史事实。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第一手档案,并进行有力的史料批判,进一步消除混淆视听的主观臆断史学,从而还历史以真正的面目。     

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追求与人文关怀——读《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10多年前,当中国历史学从“影射史学”的恶梦中缓醒过来时,全社会对过去一段时期肆意践踏历史真的做法深恶痛绝,渴望客观的真实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成为70年代末以来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基于中国史学“秉笔直书”传统,加上“五四”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唯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关于历史客观性的信念,虽然不同于西方19世纪经验主义史学对历史事实的崇拜,其学术背景亦有异于西方以“新经济史”学派     

对中外历史计量研究发展史的比较

历史计量研究,是指有意识、有目的、系统地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描述、分析、解释历史现象。“计量手段作为一种方法或技术被引进历史学以后,历史研究的计量化涉及到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成为当代历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使史料的范围和历史研究的过程及其成果发生了质的变化。”     

跨文化的史学史研究范式

正现代西方传统形式的史学史研究主要是对欧美地区的历史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的认识。它在观念层面,通常包含对贯穿于历史著述之中的自然、哲学、宗教、社会等思想观念的研究,即表现为西方历史观念或历史思想的演进。而在实践层面,一般包含对各代历史学家及其历史写作的内容、形式与方法,以及史学思潮与流派变迁的研究。但事实上,至迟到18世纪以前在     

科学思维方式与历史研究的“假设”方法

“假设”是科学思维常用的手段之一,隶属科学范畴的“历史科学”自然可以使用之。每一历史事实作为过去的存在虽是唯一的客观的,但在其生成前并非仅有一种可能性。因此“假设”没有转化为事实的可能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历史研究中有条件的“假设”并不是虚构“历史”。历史学除了求真功能之外,还有借鉴作用,从这个角度进行“假设”也有其意义。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

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概论性著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即历史研究或历史编纂已成为一个体系比较严谨、方法比较成熟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家也成熟到可以对历史编纂、也即史学的自身优劣进行反思。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上,也有像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这样的纵论性或概论性著作,它们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史学批评等历史学科本身的问题进行总结,而非对客观历史事件、人物、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因此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说,上述著作无疑是后来的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前驱。     

后-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

<正>正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西方历史学迎来了它繁花盛开的黄金时代,历史主义崛起,历史意识觉醒。与启蒙时代追求抽象理论和实证主义探寻普遍规律不同,历史主义关注细节、个别和变化,但也因此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狄尔泰仿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模式,展开了历史理性批判,意在为历史学建立哲学基础。以反思历史学性质为要旨的史学理论从此诞生。自此以后的大约半个世纪内,在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推动下,偏重"理解"和主张史学自律的史学理论范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以1942年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的发表为标志,侧重"解释"的新实证主义科学统一论又占了上风,形成了分析的范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后结     

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

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确立了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思辨哲学批判的统一,实现了哲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转向。哲学的历史转向并不是说哲学成为历史学,而是强调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内在关联,即哲学摆脱了纯思辨的性质转向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研究,历史学既是建立在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从而将历史的事实、历史的逻辑和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三者统一起来,超越了以往全部关于人类历史的学说,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生成论的历史解释模式。     

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与“大历史”的兴起

冷战结束后,"大历史"流派兴起是西方历史学出现的新现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面对企图以神创论对抗进化论,用宗教知识体系挑战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大历史"流派以物理学"大统一理论"为基础,在宇宙时空观下,以进化化、系统论为代表的生物学、宇宙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为途径,解释宇宙、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起源及演化的普遍规律。"大历史"学家提出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历史演进模式,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事物本身的内蕴性。"大历史"学家们还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用科学"现代创世神话"重建无神论世界观和进步历史观,是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和宏大叙事的当代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