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旧汉口的“三鸟” 之害

鸦(鸦片烟)、雀(麻雀牌,指赌博)、鸨(娼妓业主,指卖淫嫖娼)“三鸟”是旧中国影响巨大、危害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旧汉口的一种严重的社会弊端,正直的人们对其深恶痛绝.近代史上曾发动过声势不小的禁烟、禁赌、禁娼运动,可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三鸟”之害依然如故.“三鸟”之害固然是旧中国的社会痼疾,但在近代呈愈演愈烈之势,则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一是西方社会不良风尚传入,加剧了“三鸟”之害的流毒.鸦片的大量倾销,赛马、轮盘赌一类西式“博戏”的泛滥,洋卖淫妇来华开业,洋商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还有大众传媒舶来的西方社会丑恶现象等等,在中国造成了恶劣影响,民国年间尤甚,汉口也不例外.道光年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厉行禁烟,武汉地区鸦片流毒本来有所衰减,然而1861     

日寇铁蹄下汉口的日本陆军慰安所

对于日寇铁蹄下汉口积庆里的日本陆军特殊慰安所,社会学研究及调查的成果很少。 １９９３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武汉地方史研究专家皮明庥教授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书中第２０章“日伪统治下的城市变态”第５０３－５０４页记载：“日军进入武汉后,还将原来的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名为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汉口的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六合里,都成为暗无天日的淫窟。日军在汉抢劫的中国妇女,都被送入公娼区。日军在朝鲜掠来６００多人,其中２／３是妇女,大部分被强迫在汉口中山大道积庆里的随军…     

吴定奇与汉口育德女中

汉口沦陷于日寇之手时,教育界为“亲日派”的“江汉系”所把持.所谓“江汉系”,是因为汉口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一所日本人办的“江汉中学”,其中的教职员有王知生、王叔槐、高伯勋和肖治平等人.他们在日军侵占汉口期间,极得其日本主子之宠,以高伯勋首任汉口教育局局长(后为武汉赛马会的负责人),王叔槐是汉口教员训练所所长,肖治平为汉口教育局的秘书主任,王知生则为幕后指挥,实际上他那时是汉口教育界的“真正决策”人,后来才任汉口一女中校长.高伯勋卸任汉口教育局长后,肖治平     

汉口沦陷时期的五首汪伪歌曲

1943年3月30日,是汪精卫叛国投敌,另立“国府”的第三年.汪系的大小喽罗早就策划届时举行什么“庆祝大典”.汪伪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为此发布《为庆祝国府建都三周年纪念告民众书》,责成伪汉口特别市教育局组织“汉口特别市青少年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庆祝大典”.     

汉口商会与同业公会

汉口商会的设立始于20世纪初年.清末的汉口已是商业贸易繁盛的地区.湖广总督张之洞特于1898年开设商务局,以办理汉口的一切华洋商务.汉口商人自此有了会议之处.1903年,清农工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汉口属于商业繁富之区,宜设商务总会”.1907年11月,商务局邀集各商董,遵照章程,组织成立“汉口商务总会”,办理汉口一切商务事宜,商务局撤销.辛亥革命后,依照农商部的《商会法》,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经理、协理改称为会长、副会长、会董,迁址湖北路扬子街口.1921年元旦,商会在鄂督划拨的地段(今中山大道949号)修建的大楼竣工,商会便迁往新址.汉口总商会于1928年依照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暂行整理商会条例》恢复成立.1929年遵照南京     

密昌墀与汉口中山大道

中山大道是汉口最早的一条马路,也是纵贯汉口东西最早的一条主干道.这条干道的修筑,对促进汉口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山大道原名“后城马路”,是拆除旧汉口城墙后,在城基上修筑而成的.80多年前,为了修筑这条马路,清朝的官府与汉口商人之间曾闹过一起轩然大波.结果,在被革职“递解回籍”,闲居汉口的徐沟知县密昌墀的参与下,以汉口绅商取得胜利而结束.     

旧汉口的公共交通

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清代已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大商业城镇.当时全镇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街巷纵横.尽管旧汉口商业繁华,但公共交通却极其落后.直到清末,汉口公共交通以人力、兽力的车轿为主.辛亥革命以前,汉口公共交通以轿子为主.除了官轿和有钱人家的私轿外,民间有出租轿,当时“轿码头”(轿子出租点)及轿行遍布街头、巷口及渡口附近.     

汉口的关卡

汉口地处江汉交汇,商业发达,水运频繁,自清初以来,汉口便是“商船四集,货物纷呈”,“五方杂处,商贾辐辏”的大商业城镇.因此,清代开始,汉口便建了许多关卡.在林立的关卡中,有些关卡不仅是为     

汉口的六角亭

提起中山大道中段北侧的六角亭,汉口的居民几乎人人皆知.因为那里有家精神病医院,所以在汉口人口语中的“六角亭”,几乎是“精神病”的代名词.在旧汉口城堡的“由义门”外,护城河北侧有一处常年渍水的菜地,那里只有少量菜园和零星茅屋.荒草丛中常有被遗弃的动物及孩子的尸骸,使这里显得特别     

武汉市取缔娼妓的斗争

武汉市取缔娟妓的工作,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从1951年5月开始到1957年6月结束,经历“严格限制、取缔妓院、打击暗娼” 三个阶段,胜利地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武汉市取缔娼妓工作,曾得到中央内务部、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肯定.1953年元月,中南军政委员会通报全区推广武汉市取缔娼妓的经验.     

唐代的官妓

“妓”,这个后世专指卖淫女子的称呼,原本是从“技”的意义而来,指的是专习歌舞等技艺的女子。唐朝时,“妓”已用来称呼专业娼妓,但也仍然是音乐歌舞、绳竿球马等女艺人的统称,可以说是艺人与娼妓的合称。事实上,艺人常兼卖色,娼妓也重技艺,二者有时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合称为“妓”也就不怪了。这是入题前不得不先作的“正名”工作。唐朝称作“妓”的有三种人:宫妓、家妓与官妓。宫妓可以说是专供皇室娱乐的宫廷艺人,家妓是私家蓄养的女乐、歌舞人,     

六渡桥桥名及其旧址

《武汉文史资料》1989年第四辑《汉口忆旧》曾发表过徐明庭、裕和两同志撰写的《六渡桥究竟在哪里?》一文,对六渡桥的桥名和地址作了一些考证和论述,兹根据有关史料和个人所了解的情况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一、桥名“妾似垂丝牵不断,郎如飞絮任斜飘,人都说是伤心树,怕上春风六度桥”.这首“汉口竹枝词”,为清嘉庆道光年间范锴《汉口丛谈》载入.作者是范锴的儿子范涛.《汉口丛谈》一书问世于清道光二年即1822年,书内对当时汉口“坊市街衢”,“大略纪之”.关于玉带河,书上说:“河上木桥横跨,或相距里许,或半里许,在在有之.”书内所列桥名,多达30,其中的六度桥,竟被骚人墨客写入诗中,可见六度桥在170多年前已很有名.     

猪行寻踪

一、“猪巷”话缘由汉口沿江大道武汉关侧边,有一条名叫“居巷”的小街,就是昔日的“猪巷”.从街名以“居”谐“猪”的一字之变中,便可寻出汉口猪行发生、发展的足迹.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清初已发展为“楚中第一盛处”.乾隆《汉阳府志·汉镇形势说》中称汉口“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重,船舶数千万,九洲各大诸镇皆让焉.”然而,随着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的骤增,对肉食需求也日益增长,原有的猪肉座商(宰户)看到仅靠就近自购自宰自销已满足不了需要,就有一部分人到省内外开拓猪源,有的成了贩运商,有的当了经纪人.开始时“规模不大,且是兼营”,经过一段发展,城乡贩运者兴起,成交量日增,专营猪行应运而生.     

纪录汉口历史的《夏口县志》

“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外楼。”《汉口竹枝词》里的一个名句,精炼地概括了汉口从一个汉水边的码头。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近代化城市的历史。近代,外国人要深入中国腹地,指名要在汉口开埠;国人也言必称“大汉口”,或曰“四大名镇”（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或曰“天下四聚”（京师北京、苏州、佛山、汉口）。     

统一街“洋帮”三书局经营特色

汉口统一街“洋帮”广益书局汉口分局以经营本版书,兴华书局汉口分局以经营品种齐全,东亚书局以经营石印书而著称,但这三家书局,因权力分配引起不睦,致使在经营中都发生过内讧,使业务受到损失.广益书局汉口分局以经营本版书闻名     

主动送还回来的租界——俄租界（下）

俄皇太子来到汉口 《汉口租界志》在1891年“大事记”上写着：4月19日,俄国皇太子克萨雷威茨与其亲戚希腊王子乔治乘“沃拉迪沃斯托克”号及战列舰“科雷兹”号、“波博尔”号抵达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晴川阁设宴款待,并赋诗志庆。     

汉口的钱庄与票号

钱庄是一种旧的金融机构,这种旧的组织形式,一直到“废两改元”后才结束.汉口的钱庄,早在道光年间已形成独立的行业.光绪初年,汉口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钱庄,并开始经营商号收受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汉口贸易的发展,浙江、安徽等地的商人纷纷来汉口开办钱庄,到1922年汉口的钱庄数已达150余家,武昌3O余家.而且自此以后,汉口的钱庄便有了本帮、徽帮、浙帮、西帮之分.汉口的钱庄具有一个特点,即一般不设分庄,商号也兼营钱庄.如武昌曹祥泰杂货店便附设有寿记钱庄,汉口的黄志成拆货店设有万镒钱庄.汉口的钱业与地方商业有着互利的关系,历届汉口商会会长、议董、会董等职务都由钱业的帮董出任,如曾连任汉口总商会会长的万泽生和后来的会长周星棠都     

我所知道的汉口市立图书馆

1946年5月,国民党“汉口市政府”以下简称“市府”)着手筹建汉口市立图书馆,并委派“市府”参事程发轫为兼代馆长,当即接收由市第二女中代为保管之日伪汉口市立图书馆遗留的图书3.5万册,同时接收日侨和敌伪遗留的图书1700余册,     

品读『叶开泰』

名重汉上的“叶开泰”在现今武汉有年头的工商企业中,真正见证过汉口繁华身世的,恐怕只有“叶开泰”了。汉口成镇,始自明中叶,“叶开泰”的招牌,创于明后期。可以说是与汉口风雨相伴,一路携手走来。此番经历,“叶开泰”而外,又有谁呢。过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禁娼和打击拐卖妇女活动述评

娼妓的存在对国家和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是明社会的毒瘤。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天灾不断,恶劣的生存环境将许多良家妇女逼上了“从娼”之路,民国新贵和暴发户们畸形的社会需求为娼妓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历届政府在禁娼问题上举棋不定,时而明令禁娼,时而下令开放娼业。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广东后,尤其是陈济棠治粤时期,实施“寓禁于征”的政策,使娼妓业与烟赌业一样畸形发展,盛极一时。抗战时期,国民党广东当局在国统区内实施禁娼,并打击拐卖妇女非法活动,取得一定的成效,也存在不少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