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     

“期权化”是权力寻租在时间上的扩张

领导干部权力的期权化,可以看作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其中的“期”即是时间上的推迟和移位,而“货”即是权。它把权力商品化、市场化。这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关注。权力期权化是反腐倡廉强大攻势下,职务腐败的演变和延续,与职务犯罪并无本质的区别。     

有这样一种时尚

政治与时尚,看似没有关系,其实都相互有关联。大多数政治家并非热衷于穿衣打扮,但着装风格却反映他们的个性与经历,彰显着他们的主张与信仰,更是他们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尤其在某些国家,为了握紧手中的权力,领导人们努力树立“光辉”形象,服饰造型自然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政治、权力、服装,这三者混杂在一起,营造出独特的“时尚魅力”     

浅议完善权力制约机制

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权力制约机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西方权力制约的思想在人类政治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防止权力的膨胀和滥用。     

高校去行政化管理探析

高校的行政化管理,即政府及其部门对高校、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采取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由于它与学术独立和自由的本质相违背,去行政化已成为当前高校的第一要务。高校行政化管理的现状是由于历史体制的沿袭与体制设计的不合理、不健全导致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权力的强势与对“官”的崇拜则是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高校要去行政化,除了要进行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发动大众的力量,让每一个公民都能时刻警惕权力的危害,从而以公民的权力制约政治权力。     

社会规模与早期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化

我们曾经提出，在古代，规模是决定一个社会政治权力结构性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规模大的社会，都实行专制政治；只有在规模小的社会里，才发现有非专制政治的存在。但是，怎么解释，在同样范围内规模的不同性质的社会，出现不同性质政治权力结构的现象呢？本文认为，在决定政治权力结构性质方面，规模虽然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但并非惟一的因素，并且，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框架性或者底层平台性作用上，这需要一个长时间段才能够观察得到。在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在某个空间点与时间点上，完全可以是其他某个或者某些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应该注意，在决定政体形态意义上，用来判断一个社会规模“大”或者“小”的标准，是随着人类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的。     

权力“属性-结构”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精英的变迁特征及机制研究

社区精英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和旅游发展的方向和效果。文章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岗侗寨为案例地，构建基于权力“属性-结构”的民族旅游社区精英分析框架，探究社区精英的个体和群体变迁特征并归纳其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驱动下社区精英的经济资本市场化、知识资本应用化、文化资本公有化、政治资本集中化、社会资本利益化特点显著；（2）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权力作用范围扩大，知识精英权力作用转型，传统精英衰退且作用范围缩小，精英呈现家族式集聚的特征；（3）社区精英权力关系网络结构紧密且互动频率增加，政治精英的网络中心性地位凸显，精英作为中间人频次增多且角色日渐丰富；（4）社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旅游市场需求规模化增长、特有的社会关系与民族传统、权力资本特性等因素合力推动了民族旅游社区精英权力属性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论权力寻租及其法律制约

权力寻租是当前社会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权力寻租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它严重危害国家和杜会,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大顽症。制约权力寻租最有效的方法是法律制约,但是法律制约权力寻租还必须有合适的环境为支撑。     

浅谈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

权力制衡机制来源于分权制衡,它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最大限度的保障了美国人民的自由。本文以权力制衡机制的理论来源和权力制衡的运行机制两个方面为重点,通过阐述权力制衡机制在美国的运转,以方便广大读者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替天行道论”：权力正义性的护身符

帝王“承天道”与圣人“谋天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对权力正义性的论证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孔子揭示其中的奥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无论何人,一旦控制权力,就必定要为其行为“正名”,使之“名正言顺”——“名正言顺”意味着正义性。两千余年间,每一个政权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得来,其执权柄者无不为权力来源的“名正言顺”而煞费苦心。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分权印尼：历史的遗难与现实的方案

从比较和历史一制度的观点出发,同时借用葛兰西“被动革命”、“精英融合”等概念,分析了威胁印尼中期稳定的诸种因素及其历史根源。集权体制和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化是印尼独立时期的两份政治遗产。通过探讨苏哈托体制中的政治权威系统及其演变,可看出苏哈托政府不是“发展政府”,而是一个“社团主义”政府,因而暴力横行和军阀政治是印尼可能出现的最糟糕局面,而权力分散将是解决印尼问题的关键。     

中国反贪史的启迪

自从私有制产生,人类进人文明时代以来,贪污就与人类形影相随。贪污不受时空、国别的限制,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遏制它的制度及其机制。不久前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春瑜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以历代反贪的实践与经验,雄辩地说明了这条真理。 无数经验事实表明,贪污与“权力”是一对孪生子,二者伴随着整个政治过程。当“权力”的供给与人们对“权力”的需求发生矛盾的时候,经济学上的“设租”与“寻租”的理论便支配着整个政治过程。掌权者用手中的权力设租,甚至直接出卖手中的权力,造成“官以财进,政以贿成”的局面。从这个…     

尼克松的民权思想及政策实践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民权的含义从社会和政治权力扩大到经济权力;运动的领导权也从中产阶级温和派转移到年轻的激进派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总统作为南方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和民权的促进,必须找到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道路。通过探讨尼克松的民权政策是如何在他的个人信仰和政治需要之间保持平衡的,本力图揭示政治家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     

身体的牢笼:惩罚、权力与规训技术

《规训与惩罚》是思想家福柯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展示了他对于身体、权力和规训技术的关注。惩罚权力的历史经过了酷刑和公开展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再现式惩罚及19世纪开始的以监视和规训技术为主的微观权利的应用,体现了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以及惩罚机制与对象的变化。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刍议“权力剥削”

直面和批判“权力剥削”,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 否认和容忍“权力剥削”,是一种背叛,也是一种罪过。——题记我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铲除了人剥削人的根源,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星移斗转,沧海桑田,现在又滋生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即“权力寻租”,也就是“权力剥削”。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力剥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