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妖”：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异动及其妖魔化

明代中晚期,是一个极具变化的时代,社会与文化呈现出诸多转向的迹象。面对如此巨大变动的挑战,势必引发生活在这一时代知识人的回应,甚至不乏惊诧之感,将诸如此类的变动视为家庭的不祥之相和社会的"大怪"。在正统人士看来,明代中晚期堪称"妖魔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妖人"辈出,"妖言"四起,"妖物"勃兴,"妖事"频出,却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基本风貌。     

浅论明代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商业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现象,诸如门面、集市,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活动,诸如商品生产、运输、交易,而体现成为一种心理状态,是参与其中的人的心理投射。本文将从经济价值观、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几个方面论述明代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明代人口分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代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明代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各地区人口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人口分布状况对社会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城镇的发展、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局部地区人口过剩和资源紧张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作为一种科贡吉礼,宾兴礼仪的对象皆涉选拔,仪式等差有别,明中期尤其是嘉靖时期以后,基本完成了宾兴礼仪的程式化过程,被明确列入地方礼典,且尤以京师周围府县最为凸显。兼具国礼与民俗的宾兴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送科举与报捷仪行之于公众,体现了对科举中式者的礼遇和庆贺,传达了朝廷待贤以礼之道,具有明显的展示和引导作用;在隆重而有节奏的鹿鸣宴上,宾主和谐举杯相庆,重在传达慰问、感谢与祝贺之意,表前励后;庙学释菜礼通过告慰和激劝士子,倡导儒学,化民成俗。     

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

本文讨论家族文化对岭南地方社会的影响 ,指出明中叶家族文化在地方上的发展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对基层社会渗透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嘉靖年间在“大礼议”问题激起民间修祠祭祖之风的影响下 ,岭南庶民土著利用国家认可的伦理规范来确立血缘和地缘组织合法性的过程。虽然庶民宗族到了 18、 19世纪才趋于普遍 ,广东宗族社会在 18世纪才逐渐成型 ,但在 16世纪 ,岭南庶民及土著的造族活动已经开始。时士大夫所建构的家族已成为地方族群用以提高其身分地位的文化资源 ,民间造族活动开展的契机遂在这种情况下形成 ,而岭南家族社会的雏形也在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     

明代云南地区的饮食习俗

饮食的构成和方式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云南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的过程中,应该对云南各民族的饮食传统进行系统的研究,发现其中有用的成分,为今天的社会服务。本文对明代云南各民族的饮食习俗略作论述,并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研究者关心这类问题。明代云南各民族已普遍以农作物为主食。滇西北普米族、藏族、纳西族以及滇中、滇东彝族地区畜牧业发达,肉类是其食物的重要补充,滇南、滇西南哈尼族、彝族、傣族、蒲人、佤族等居住地区植被丰富,狩猎和采集所得亦构成食物来源的重要部分。由于明代云南各民族生计活动的综合性,因而他们的食物种…     

论明代中后期潮汕地区吏治败坏问题及其影响

一、明代前期潮汕地区吏治概况 （一）明代潮州府下辖区域 明代所设广东潮州府,所管辖地域十分之广,下属十县。洪武二年（1369年）,省去梅州,改为潮州府。初领县四,即海阳、潮阳、揭阳、程乡,成化以后,陆续增置六县,为饶平、惠来、大埔、平远、澄海、普宁,共为十县。足见当时潮州府所管辖的地域有多广,腹地广袤,地处粤闽交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均可海陆皆通．在明代对外海上贸易上为一处通商点。     

试论明代的巡检司

巡检司作为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驻扎乡间,接触民众,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职能。为实现这一目的,明王朝便在农民起义多发区及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密度较大的地区大量设置。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由于监管制度的缺位以及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对一些地区巡检司的布局进行适时、合理的调整,最终导致该机构职能的偏离和弱化,引发了明政府对基层社会的部分失控。     

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

明代的政治、经济方面都出现了新特点,文化领域内的变化尤为突出,至明代的中后期出现了转型。本文从多个方面论述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明代的文化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地位举足轻重,对明代中后期文化转型的研究意义重大。     

赣州卫的设立对明代赣州社会的影响

明初为巩固政权于各州县建立卫所制度。当时江西有三卫,赣州居其一。赣州卫的设立对赣州城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明政府设置赣州卫的原因,并试从平乱、屯田、漕运、语言文化这几个角度来分析赣州卫的设立对赣州城市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无锡高新区的文化建设

区域之魂,文以铸之。文化是一种竞争力,目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文化作为一种战略,也已经被普遍运用。世上任何具有世界一流竞争力、一流吸引力的战略大都与文化有关,没有文化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一流的竞争力与吸引力。高新区是区域经济国际化的载体,是抢占世界高技术制高点的前沿阵地,然而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存在着文化与周边区域和历史的相对隔绝或断层。相对经济发展来说,全国各地开发区普遍存在着文化开发明显滞后的问题,影响和阻碍了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福建漳州城明代功名坊建筑探略

<正>牌坊建筑历史悠久,从春秋、汉代的"衡门",唐代的"乌头门",宋代的"里坊门",至元明清、民国时期的牌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①。早期牌坊的功能有限,只是起到指示性、引导性或标志性作用。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明代吴中文人的隐逸文化与书画创作

隐逸文化自古以来为文人提供了精神自由的可能。吴中文人之隐逸传统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明以前,吴中文人已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貌,出现了家族隐逸的趋势,文人或以学隐,或以艺隐,并兼重孝道。明代的吴中文人隐逸,或为避祸,或为自娱。虽避隐一地,仍积极参与家乡活动,影响地方士气。同时,吴中文人亦以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个人隐逸生涯。或借助隐逸图绘,以画作表现隐逸生活与隐士高节。或誊抄前代隐逸文学作品,以表现隐逸之好。     

明代藩王命妇霞帔、坠子的探索

霞帔和霞帔坠子作为礼仪服饰,在宋、明时期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霞帔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颜色、质地、纹样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等级的命妇有不同的服用要求,在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见附表）。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霞帔以及霞帔坠子陆续发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对已经出土的部分藩王墓葬的有关资料,就使用和纹样两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论明代安徽书院的发展和区域文化的互动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明代安徽书院的发展及其与安徽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为教育史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略谈户县文庙明代卧碑的社会功用及相关问题

户县文庙现存一通明代卧碑,是明代学规禁例的实物资料,而且面世时字迹清晰如初,实属难得,其卧碑文字对研究明代教育制度、科举制度以及官学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

正政治文化现象和关于政治文化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     

明代山西晋藩政治权势演变与地方宗教网络的发展

明代宗教发展深受政治因素影响,但宗室对宗教的影响并未受到重视。山西晋王府自洪武时期就积极参与地方寺庙兴建,之后由于政局变动,其宗教参与陷入沉寂,但成化后再度复兴。朝廷的宗教管制及明中叶兴起的毁淫祠运动是晋王府重回地方宗教空间的重要契机。寺庙通过王府敕赐匾额免受地方滋扰,王府则由王府官、低爵位宗室、姻亲及其香火院的僧道来扩大影响。至嘉靖时,太原已形成具一定规模的宗教网络。也正是王府的参与,使地方私建寺庙被最大限度纳入国家体系。     

明代女户的界定及其社会待遇

明代女户分为传统意义上的女户——妇女担任户主的民户,和非传统意义上的女户——承担特殊职役的人户.传统意义上的女户须承担国家的正役并向国家缴纳赋税,但享有政府免除杂差的优待,并且政府多把其编入"畸零户"中.非传统意义上女户主要包括宫廷女户、宴乐女户、抬轿女户等,其中以宫廷女户(包括朝天女户)为主,同时,由于其有固定的职役,明廷为了保证他们完成任务,一般也会给予其免除杂差的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