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研究:以小见大

微观史研究很有搞头。最近读了拉杜里的《蒙塔尤》,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想法。说它值得搞,因为它有自身的价值和优势。贴近生活,具体细致,这是微观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宏观的历史研究不容易做得到。《蒙塔尤》所描写的是关于法国历史上的一个人口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在短短30年（1294～1324年）间的历史。比起我们在大多数历史著作中的那些风云人物,这些山民们实在微不足道。但拉杜里偏偏为这些人做了一篇大文章,他把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刻划得那么生动,使读者觉得书中所讲述的那些人物离我们似…     

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

有人说,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远远比不上西方人,甚至还比不上日本人。还有个别的人竟然把中国说成是“东南亚史研究的沙漠”。前者至少是说得不全面,后者简直是无稽之谈了。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被国际上称为东南亚史权威的霍尔倒说了一句中肯的话。他说:“要获得关于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些史料使研究者遇到可怕的困难。”美国加州大学惠特利博士写了一本国际上推崇的《古代马来半岛的痕迹》,彻底重新改写了马来半岛及其周边     

开阔思路,深化中国边疆史研究

2010年1月15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会议围绕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展开。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两部著作的出版,是上述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将两部专著放在学术研究进程中加以评述是件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可以综合考察中国古代疆域与近代边界研究进程及阶段性特点,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深化。以下几篇文章即选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     

人民公社宏观史研究的学术史分析

<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公社史研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其中人民公社宏观史(或全国史、中央史)的研究主导着人民公社史的研究格局。20世纪90年代成为人民公社史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公布了一大批党的文献,薄一波、李锐等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相继出版,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渐次引介,为人民公社史研究提供了材料储备。进入21世纪,人民公社史的宏观研究步     

“《剑桥东南亚史》评述与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研讨会综述

2009年7月17-18日,由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与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剑桥东南亚史>评述与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     

“水疆”理论:东南亚区域贸易史研究的新视角

东南亚"水疆"理论首先是由诺拉·库克和李塔娜主编的一本论文集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试图将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作为一种区域史来研究,旨在超越传统的"国家—民族"研究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地区的人类历史和共同经验逐渐被人们忽视,"水疆"这一长时段的区域整体被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的国别史掩盖。"水疆"理论为重新思考这一区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为东南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水疆"不仅是一个经济单元,还是一个类似于"地中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有机整体,作为海洋性的人文空间,它构成一个独特的"东方的地中海",其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类似于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     

武景碑与东南亚古史研究

武景碑是19世纪后期发现于越南芽庄的梵文碑铭。虽然学术界有诸多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该碑撰写于公元三世纪,与同时期南印度的梵文碑铭拼写类似,是东南亚地区最古老的碑铭。武景碑梵文书写流利,语法精准,说明该碑是由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所撰写。武景碑是印度婆罗门为本地的释利摩罗王室家族撰写,铭记该王室对神的捐献功德。武景碑体现出东南亚"印度化"早期印度文化阶层与本地政治首领结合的特征。武景碑所在的芽庄地区长期由占婆人占领和居住,但在三世纪时,这个地区不属于区连所建立的占人国家林邑所控制,而可能属于南方扶南人的势力范围。     

论宏观与微观的衔接──再论加强对中国农民史的研究

论宏观与微观的衔接──再论加强对中国农民史的研究孙达人跳跃性的发展和长期性的停滞宏观与微观是相对的,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象而划分不同的范围,那末就人类社会的历史而言,宏观与微观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同构或基本同构的吗？根据现在掌握的发掘成果,自...     

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成就和展望

中国是世界上对古代东南亚了解和记载最多的国家 ,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 ,却是在进入 2 0世纪后开始的 ,30— 4 0年代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冯承钧、李长傅、向达、方国瑜、凌纯声、姚楠、张礼千、陈荆和、陈礼颂等 ,已对东南亚史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国—东南亚关系史、民族关系史、古代南海史地考证以及华侨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 ,当时研究的领域有限 ,较少涉及东南亚国家本身的历史。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史的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 ,才得以从各个方面推进…     

一部完整的东南亚古代史——读《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

一部完整的东南亚古代史———读《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余定邦陈序经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在东南亚古史研究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初,他专心研究东南亚古代史。当时他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尽管公务繁忙,仍能一连写了八本书：一、...     

浅论史学中的宏观与微观研究

十几年的史学术语中,宏观与微观是一对使用频率颇高的字眼。与它们时常搭配的词汇包括分析、思考、解释、认识等等,还有人干脆提出宏观史学、微观史学甚而中观史学的学科划分建议。但在大多数场合,与其说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如说它们只有修辞的意义,完全可以和一般与个别、整体与局部、定性与定量之类换用。即使那些真正视宏观或微观为其追求方法的人,也未必对这两个术语有明晰的界定,只是在感觉上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所处的位置。这表明我们史学界不象经济学界,还远未达到足以分化成两大分支学科的地步。     

浅谈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微观化策略——以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研究为参照

本文在分析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研究基础上,思考大众文化史考察的策略和方法,认为大众文化史研究有必要向微观化发展。首先,应将"大众文化"理解为一种既具有独立性、又与精英文化保持互动的心智状态;其次,须通过个案形式的研究阐释大众人物心智的个性化表现;最后,更灵活多元地运用新型史料可以开发出更多的大众文化主题。微观化应被视为大众文化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有可能是其发展的新方向。     

东南亚史研究的新突破——评《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800-1830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 2003年和2009年先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名为《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800-1830年》(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c.800-1830,以下简称《形异神似》)的上下两卷鸿篇巨制,其中第1卷为《东南亚大陆的整合》(Volume 1: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第2卷为《东南亚大陆的折射:欧洲、日本、中国、南亚和海岛东南亚》(Volume 2:Mainland Mirrors:Europe,Japan,China,South Asia,and the Islands).     

东南亚史的编撰:从区域史观到全球史观

东南亚作为独特的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其历史书写与编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世界史进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的原始文献与史料呈现多语种文献的全球性分布,作为整体区域的东南亚历史书写始于二战之后,经过乔治·赛岱斯、爱德华·霍尔等学者的努力,东南亚区域史的编撰在冷战、后殖民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张力中兴起并发展起来。随后,东南亚的历史编撰出现由"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变。东南亚区域史是多点杂糅的复杂历史,东南亚历史书写的全球转向展现的正是以区域史为根基的多样性的全球史。     

新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研究综述

本文对新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研究情况从总体研究状况、研究的集中点及主要特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努力方向3个方面进行综述。     

东南亚华文教育若干宏观问题的思考

关于华文学校的性质和类型问题当前东南亚的华文学校有以下几种：1．仍按以往华侨学校模式办学,。以华语为主要教学用语,当地语言仅作为一门课程教学,学校有办学自主一权,其性质可归为华侨学校者,仅有老挝的家都公学一所。近年来,台商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办四所教育子女的侨民学校,也属这一种。2．以华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兼校中华传统文化和当地文化,仍保持华文教育体系者有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其中华文小学已接受政府津贴成为国民型小学。这类学校堪称真正的华文学校,但目前仅在马来西亚存在,从国家来说,是…     

微观史与中国研究:《街头文化》的史学启示

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以1870年至193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中心,重点研究了经历改革、革命和军阀混战后,发生巨变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人民大众公共生活的变化。首先,作者将研究视角从以往史学家所重视的宏观转向微观;其次,研究过程中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地方志、档案资料的运用,而是运用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口述资料以及视觉资料;最后,作者由以往的写作手法由宏观叙事转向日常取向。该研究为今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如何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正最近这些年,中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其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陆续出版72卷,是重大标志性基础工程,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史料之上,并揭示了丰富的可能线索。南京大屠杀相关研究著作的精彩纷呈(1),更使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走到了国际学界的前沿。但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与可能,具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从微观到宏观——卡洛·金兹伯格的形态学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卡洛·金兹伯格开始尝试宏观层面的史学比较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金兹伯格为保持学术敏感,主动回避微观史中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是他开始采用形态学比较的方法来解决曾在巫术迫害事件的微观研究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时空相隔遥远的现象却多有相似?马克·布洛赫认为纯形态的比较不可靠,而金兹伯格却深入其中,以相似现象之间的"中间环节"为依据,论证了欧洲的巫师夜间集会活动在形象构成、仪式形式来源以及信仰心态三个方面与诸多社会现象可能存在历史关联。金兹伯格的形态学比较尝试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其推测性成分远超过常规历史学研究应有的程度。不过,金兹伯格的确在布洛赫认为不可行的领域迈出了有启示性的一步。     

南京大屠杀微观史调查与研究初探

对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从宏观上进行史学调查和研究是必要的,但就其涉及到的受害家庭乃至每一个受害者、加害者、见证者个体进行研究,同样也是极其重要的。过去从宏观层面去发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现在需要增加从微观层面的研究,包括家族史和个人的受害史。二者主要差异在于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因为微观史学的主要任...